摘要：搞创意，做出各种稀奇古怪五彩斑斓吸引人去掏钱购买，实际上是开发了人的欲望，这与佛教主张的无欲无求是否相悖？一个既是创意师又是佛教徒的人是否活得很分裂？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儿童合唱团置入摇滚曲，制作“高反差”的震撼，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英国乐队平克·弗罗伊德(Pink Floyd)1979年《墙》(The Wall)专辑中的畅销曲《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罗大佑或许从中得到了灵感。“亚细亚的孤儿”在曲势上受西洋影响，还不只在此：它三拍的节奏、木吉他刷弦的开场、军乐队的行进、大合唱的设计，神似197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畅销名曲《Mull of Kintyre》，只是旋律各有千秋：麦卡特尼明朗壮阔，罗大佑沈郁悲凉。麦卡特尼为了这首颂赞苏格兰风光的歌谣、安排的风笛吹奏，成了这首歌的招牌，到了罗大佑这儿，风笛换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样乐器：唢呐。
唢呐，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里唯一的独奏乐器，取代了摇滚乐常见的电吉他、钢琴、萨克斯。当然，它并不是结合民乐与摇滚的最早尝试，早在1981年，李寿全和陈扬就在《天水乐集》做过类似的实验，不过当年民乐器的演奏，大多仍是以民乐的方式原味呈现。是“亚细亚的孤儿”的唢呐，第一次让我们听到了真正吹出“摇滚线条”的民乐器。那位唢呐手叫萧东山，他也吹了《现象七十二变》的萨克斯独奏，更是实况专辑《青春舞曲》挑大梁的乐手。
三年后的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我们彷佛听到了“亚细亚的孤儿”从海峡对岸传来的回声。1999年，几位客家青年组成的“交工乐队”，以唢呐手作为主奏，我们也知道，这隔代的致意由何而来。
重听这首歌，我们会发现：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市场生态下，骤临了无穷的机会与风险，创作人在几乎没有前例的状况下，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我们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还来不及体会和畅想后来“信息过剩”导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
“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音乐人也得以拥有“文化人”的自尊与气魄。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就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就了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
1987年台湾“解严”，禁忌不再，《亚细亚的孤儿》那行“致中南半岛难民”的副标，在后来的再版中也被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结束：2003年，罗大佑作品首度在大陆发行正版，“亚细亚的孤儿”却从唱片和歌词内页消失，只剩一行标题。整整二十年前触动国民党神经的“白色的恐惧”显然不是问题，这次惹祸的，恐怕是“红色的污泥”──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
在台湾创意人集体“北漂”的同时，令李欣频感慨的是，台湾的创意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生一代的大陆创意人正在迎头赶上。
10月10日，台湾“双十节”。
下午五点，在北京CBD一家小餐馆，李欣频用三分钟的时间吃完了一个三明治。“这是我的午晚餐”，她身边放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里面装满了课本—全是中医学教材。作为北京一所大学新注册的学生，她刚刚结束了一天的中医课程，课程紧得让她来不及吃午饭。
她的下一站是一家私人会所，她将和老板商谈在这里开辟一所固定的“创意讲堂”。与她同行的是一家出版社的男编辑，他在等着她敲定下一本书的出书时间。同时，她书包里装着一张机票，第二天她将要飞往南京，洽谈一个书店的策划。
李欣频来自台湾，被誉为台湾“文案天后”，广为人知的“诚品书店”文案就出自她的手。
在北京忙得连轴转，是李欣频当下的常态。让人惊讶的不是她的“忙”，而是她忙的每一件事情都让她裂变出一个新的身份。
作为一名在台湾成名多年的文案创意人，40岁的李欣频身兼广告创意人、畅销书作家、北大老师、在读博士生、中医进修生、职业旅行家等多个身份。“我最烦恼的是为什么世上只有一个我？”也许是因为台湾的竞争激烈，众人资讯焦虑，像李欣频这样的跨界人士并不鲜见。
“和在台湾时相比，在北京我已经算是在休假了。”面对如此忙碌的行程，李欣频却感觉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因为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7年出了26本书。李欣频的下一本书是《与北大学生谈创意》(暂定)，准备在大陆出版。在此之前的每一本书都是先在台湾出版，然后引进到大陆来。
这对李欣频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她工作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大陆。在她看来，北京的创意产业“越玩越新越大”。
“这又是多么可怕的差距！”
自从3年前选择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以来，李欣频一直穿梭两岸，直到现在，几乎完全以大陆为重。
“算算看，现在还有什么创意人在台湾？”李欣频随口举出“方文山、赖声川、林怀民、蔡志忠”等一大堆名字，“这些人现在谁不往北京跑？”
这些创意人从大陆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得到养分，丰厚的资金回报可以支持他们进行更多的活动，“像前不久大陆一个城市举办了一个‘赖声川节’，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在大陆出版同样一本书，起印量是台湾的6到7倍，这又是多么可怕的差距！”
在台湾创意人集体“北漂”的同时，令李欣频感慨的是，新生一代的大陆创意人正在迎头赶上。像李欣频这样，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台湾出生的这一代人，初出社会时，正好赶上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给这批文化人一个绝佳的舞台。“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没有范本，大家都饥渴地在做事，不管薪水高低。”李欣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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