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什么有创意？

　　全产业链支持

　　9月16日，台湾馆“异地重建权”被新竹市以4.58亿元新台币拍得，宣告其在世博期间运营所需的11亿元新台币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没有动用一分公款(新竹市竞标台湾馆也采用民间募集的方式)。这笔款项的回收，也意味着世博仍如火如荼之时，台湾馆就已告“功成身退”。

　　台湾馆的兴建营运方—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秘书长赵永全笑称：“会展业并非只是狭隘的展览活动，整个产业链所牵涉的软硬体厂商，甚至背后的广告文创产业，都能从中得到商机。”

　　8月30日，台北世贸中心宣布，台湾馆的标售底价为4.1688亿元新台币，当日起开始领标，9月15日下午5点截标，9月16日开标。台湾馆出售的标的物为“台湾馆日景图”、“台湾馆夜景图”、“天灯＋山体”与“台湾馆LOGO(标志)”等四项在台注册商标，买方取得此项权利后，可以在台、澎、金、马重建台湾馆。而估价近2亿元新台币的台湾馆设施，如祥云金属外墙、LED球幕、点灯台互动系统等，则属于“连卖带送”，赠送给得标者。

　　“重台湾馆品牌价值，重永续发展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台湾馆在募资时大家达成的共识。”据叶明水馆长介绍，台湾馆的赞助商以注资额度的不同，被分为四个层级，其中不乏富士康、宏碁这类的岛内“大哥大”企业，但并没有引发为争“主赞助商”而起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湾馆赞助商被巧妙地以“玉山级、阿里山级、合欢山级、阳明山级”命名。

　　比如琉璃工坊，虽然并非一级赞助商，但由其艺术总监杨惠姗设计的台湾馆领航员礼服，却意外成为吸睛的焦点。金褐色的锦缎，黑白的滚边的斜襟中式上装穿在八位网络票选出的“台妹”身上，活脱脱就是一个台湾馆标签。

　　而馆内送出的近百万份“伴手礼”，在“世博园区唯一的环保编织袋”包装之下，“旺旺大礼包”交替着“统一方便面”，快速消费品品牌唱主角，一不小心就把产品派样出去。

　　甚至游客人手一杯的高山茶，喝干之后立于掌心，就是一盏微缩版“天灯”。如果你要锁定世博台湾馆记忆，则须自掏腰包480元新台币，凑齐一套琉璃工坊制“天灯组”。

　　“台湾馆的所有创意都依托于背后强大的文创产业，反过来，这条完整的产业链又衍生出一连串带着台湾印记的产品。”叶明水如是说。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导，新竹市将筹建占地4.93公顷的“世博台湾馆产创园区”，放大“限量版”台湾馆的“后世博”效应，预计可发挥118亿元新台币的产业关联效益。新竹市长许明财，甚至希望在即将完工的台铁内湾支线增设“世博台湾馆站”。

　　罗大佑的音乐语言直白而不失诗的质地，开启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全新时代，在华语文化圈影响深远。

　　杂色的文艺：从“亚细亚的孤儿”说起

　　东洋风、西洋风、大陆风、本土风，杂糅混血；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要理解台岛文艺之上的创造，我们从罗大佑的那支歌开始吧。

　　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形态。近当代的台湾庶民文化，其实是日治五十年遗留的“东洋风”、战后驻台美军带来的“西洋风”、新移民带来的“大陆风”与“香港风”以及民间自为的“本土风”，杂糅一处，混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1949-1987)，不过相比政治体制的压抑，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各方影响之下，电影、电视、唱片、读物等皆受熏染。上世纪七十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一代重新寻求“身分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个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要理解台湾庶民文化，或许应当先认识这一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通过一连串指标性事件展现出来：1971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1977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推行报导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深化、普及了“寻根意识”；1975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民歌运动”；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演唱会手持可口可乐，怒道“走遍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洋文歌”，令“唱自己的歌”成为广为流传的精神口号，其后“金韵奖”、“民谣风”推波助澜，“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彻底改变了华语乐坛的走向。

　　这些事件，都有一股纯粹到近乎天真的底气。事起之初，都未必去想象以后会引起多么大的效应，更未必有“运动”的自觉。当时，台湾外交处境节节败退，青年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危机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们没经历过父辈叨念的战乱岁月，却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可以探索兴趣，并将兴趣发展成专业。在那个当局高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时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来文化的“混血”影响，对西洋与东洋的青年文化深深向往，一方面又体会到台湾仰“上国”鼻息之可悲，从而生出民族主义的意气和“寻根”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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