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什么有创意？

　　陈育平说，我真没考虑那么多，我只是去做眼前的，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都成为生活家，平民生活家的出现是社会文化进步的表征。

　　早在“生活美学”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之前，1984年，陈育平的父亲、前“立委”陈文辉就已经用“自己种的花，插在自己做的花(陶)器上”的生活态度，在苗栗县苑里的客家小镇上，建造了华陶窑。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华陶窑是一个在农业地带的文创园区。

　　1984年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一窝蜂离开传统行业走向科技企业，还有一群人走向了文创产业。在当时尚未解严的台湾社会，华陶窑的脚步并不轻盈，甚至有些沉重。从父亲手中接过华陶窑的陈育平，想让华陶窑轻盈起来。

　　17年后，詹慧君和林庭妃，两个1970年代出生的女生，同样选择以精致农业为突破口，她们遇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好时光。

　　2002年，台湾政府把英国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挪移到台湾，在核定的“挑战2008——重点发展计划”中，把“文化创意产业”纳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提出了五大文化创意园区等计划，许多人霎时间“因缘际会”成了“产业经济主角”。

　　不到10年的时间，詹慧君、林庭妃以及后来加盟的林庭妃表哥王村煌，顺势垦拓出高达5亿台币产值的“薰衣草森林”。王村煌说，可以相信一点，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创意自然发生。

　　以原乡为起点

　　从一开始，两代文创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业开端。

　　1980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快速起飞之时，是“台湾钱，淹‘脚目’(台语：脚踝)”的关键时刻，当年有许多台商和艺术家，跨海到外面拓展创业商机。当时，台湾的艺廊产业相对发达，在那样的文化风气底下，有些人选择回乡，把小时候对故乡的印象保留下来，他们很希望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被破坏的部分，能通过文化艺术园区的形式保留下来。

　　手提着007公文包做国外生意的陈文辉，这时跑世界跑累了。他嗅出了台湾的自由氛围和乡土文化是发展休闲产业的天然养分，于是挽同妻子陈玉秀，回到了苗栗县苑里的故乡。太太负责种花，他则动手烧陶，1984年3月，夫妻俩创立了一座依山而建的“华陶窑”。“红砖、黑瓦、木板门”，是华陶窑的基调，在广植台湾本土植物园林里，有大安溪的石头装点其中，再用曝晒3年的相思木柴来烧陶的登窑，保留苗栗陶的质朴特色。当年才15岁的陈育平，还是个“国中”小女生，对于父母亲打造华陶窑的念想，她并不理解。

　　“国中”毕业后，别人都是离开乡村往城市里挤，而陈育平却要跟着家人搬到位于苑里镇火炎山下的乡下。黄昏，住家周遭是无数猛烈进攻的蚊虫，到了夜里，寝室外面则充满捕蛇人四处搜寻的沙沙声响。这对一个过惯都市会生活的孩子而言，是无法接受的生活。2004年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陈育平回忆说，“我不了解父亲为什么要创造华陶窑，也不知道台湾本土文化和自然有什么珍贵的，我粗浅地以为那只是一种过度浪漫怀旧。”

　　1986年底，陈育平前往意大利进修，在那里，她看到一个都市化已久的城市与自然对话的渴望，让她重新省视父亲那看似痴傻的理想。

　　陈育平回到台湾，已经是1990年代，那是台湾经济最火的时期，却是台湾本土文化消逝最严重的时候，大学念历史的陈育平，甚至在台湾找不到搭载历史的实体。这让她惊觉：华陶窑所重塑的，不仅仅是乡愁，而是文化生命的延续。

　　当时的华陶窑，正经历一段不被看好的孤独期。而放言世界，当时，1990年代后期，英国才刚刚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以职业经理人方式接掌华陶窑的陈育平，決定将华陶窑根植于台湾的本土元素，包括艺术、文化、文学等等，创造它们走入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现在政府积极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华陶窑无意间已打下20多年的基础。”陈育平说。

　　也许，踩在华陶窑巨人肩膀上的，还有1970年代出生的詹慧君、林庭妃，她们同样以原乡为起点。

　　2001年11月，想拥有一亩薰衣草田的詹慧君和想拥有一家咖啡馆的林庭妃，分别辞掉花旗银行和钢琴家教老师的工作，一起来到台湾中部的台中县新社乡山区。林庭妃表哥王村煌，为两个女生提供了自家一亩土地。她们砍掉槟榔树，种上薰衣草，打造了一间“山中香草咖啡厅”。“薰衣草森林”远离城市，远到地图不标示。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在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们从这里起步，在休闲、餐饮、民宿、婚宴及零售领域创出五个品牌，预计今年总营业额五亿元台币(合计1亿多人民币)。2010年年初，“薰衣草森林”又把创业版图延伸到日本的北海道，这也是当年两个女生打造香草王国梦想的灵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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