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调控急转直下
并不是所有的民营钢企都能像日钢一样坚持到2009年。他们命运的第一次转折,集中爆发在2004年。
2003年12月,为遏制投资过热,国家要求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接下来的几个月,又连续发文督促各地落实,清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正在摩拳擦掌的民营钢企开始卷入一场始料未及的“严打”。
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踉跄入狱。原因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
在这一轮调控中,没有逃脱整顿命运的,还有宁波建龙钢铁公司。在铁本出事后的一个月,央视曝光了建龙钢铁。原因和铁本高度一致:违规审批、环保不合格、违规银行贷款。建龙一下子成了“铁本第二”。
不同的是,建龙没死,而是以“牺牲股权、国企控股”的方式,获得重生。按省里的主导,杭州钢铁以51%的股权控股建龙钢铁,成立“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先前,建龙钢铁老总郭广昌曾对媒体慷慨陈词:“国有企业可以参股,控股得让民营企业来。不要借宏观调控之名,让国有企业来控制民营企业。”如今,烟消云散。
日钢当年逃过了这一劫。
据日钢内部人士透露,国家宏观调控出台时,日钢已经不在“盲目投资”的“小钢厂”之列。生米煮成熟饭,日钢赢在速度上。而且杜双华一直低调的做事风格也规避了被调控的风险。
如果日钢的建设或生产稍有拖延,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民营钢企的命运就是这样具有不确定的戏剧性。
新的一场戏剧,在2008年上演——宏观调控的信号再次发出。
当年3月,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细则,提出以宝钢、鞍钢、武钢为并购带头企业,推进集团并购步伐。这次,地方政府怀抱着做大做强钢铁企业的愿景,开始整合本省行业资源。
日钢终究没能逃脱这次调控。按照有关方面的打算,山钢重组日钢后,将成为全国钢铁集团的老二。日钢集团秘书处主任赵永钦很遗憾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们的前期投资开始出现成效了”,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肯定更好”。
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日钢实现盈利18亿元,而由济钢和莱钢组建成的山钢同期却亏损12亿元。
就在山钢重组日钢之前,央企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宝钢的进入,让民营钢铁大鳄张志祥和郭广昌,在经历两次调控之后,彻底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民营钢铁企业集中的河北唐山地区,已经默不声响地完成了诸多小钢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
未知的将来
命运截然相反的,是江苏沙钢集团。
这家靠45万元自筹资金创办的民营钢企,销售额超过了1500亿元,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民企。
2009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9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沙钢名列第444位,是唯一的内地民营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沙钢发展迅速而且比较顺利,得益于沙钢的股权分配比例。根据2001年的沙钢改制方案,当地政府持股25%,沙钢职工持股30%,沙钢管理层共同持股45%。沙钢在企业性质上的“双重身份”,让它最终躲过了铁本、日钢的命运。
不同民营钢企的不同命运,透出了民企、国企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使业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每三五年国家便有一次大的宏观调控,而每次被调控的主体就是民营经济。然而,政策一旦允许,他们便犹如田地里的小麦在疯狂生长。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一部“国退民进” 和“ 国进民退”相互交织的历史。2004年以“铁本事件”为标志的宏观调控,曾让民营经济遭遇重大影响。现在,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民营钢企会否遭遇与2004年一样的大风大浪?
事实的印证是,在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完成重组之后,天津、陕西、山西各省,也已将钢铁业的并购重组纳入近期工作日程。
更多民营钢企,风雨欲来。他们短期以及长远的命运,尚不得解。
“对于不愿意被重组的不达标企业,宁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淘汰掉,也不要用行政手段推动重组,否则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