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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榜富豪杜双华发家史
作者： 转贴自：国际品牌资讯 点击数：10943
钢铁行业，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故事。 民营日钢被国有山钢重组，不只是两个主角的简单博弈。从中，我们看到了隐形富豪杜双华正从日钢隐去的背影，以及，中国钢铁行业民营资本变迁的缩影。
日照钢铁老板杜双华，因为低调，被称为“隐形富豪”。 隐形富豪杜双华发家史 杜双华其实是个陌生的名字，虽然身价百亿，但低调使他隐形于市。不过，他的日钢最近被山钢重组，再次激起人们对这位富豪的好奇心。 曾经，有风水先生路过河北衡水市桃城区的李村，对当时的村支书说，这个村子东方有个塔镇着，旺相，不出皇帝就出财主。 这是个距离衡水市20里地的小村子，世世代代以种植业为生。村子里流传开这个说法的时候，还住着土房子的村民，没人相信。 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 村里出了个“小宝子”，在山东日照炼钢，短短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而且，在2008年的胡润排行榜中，以350亿元资产位居第二，紧随国美黄光裕的470亿元资产。 村民说，“小宝子就是那个财主。” 他叫杜双华。 1993,做焊管起家 杜双华是谁？ 在衡水，随便找一位出租司机，问他，知道杜双华么？几乎无人知晓。但是提到京华集团衡水焊管厂，无人不知。他们会悉数衡水焊管厂的历届厂长，但是不知道，京华集团的大老板就是杜双华，而且就是衡水本地人。 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杜双华个人一次性捐款1个亿，这才让这位一直行事低调的富豪走进人们的视野。 “他没什么学历，或者是小学？可能后来函授了大专。”现任李村村支书杜清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每年可以见到杜双华几次，外人打眼一看杜双华 “就是个平常人”，长的“有一米七的样子，胖胖的，挺着大肚子”。 在日钢一位员工眼里，杜“总是歪歪着头，在厂里，就穿蓝色工作制服，看上去没什么特别”。 现任京华集团衡水焊管厂办公室主任李金印说，“杜总很不在意吃穿，在衡水的那几年，一身西装穿两年很正常，从不讲名牌。” 在位于李村的杜双华的老家，记者看到，依旧是几间老土房，房子从未翻新过，院子里已经长出杂草。 但是，这个“平常人”天生具有超强的“敛财”能力。
[NextPage] 据杜清河说，杜双华的家族在李村是个大家族，杜的父亲早年在首钢销售处当处长，后来，杜双华也进入首钢，从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干起，“做班长，做车间主任，他一点点做起来的。” 在《中国周刊》记者得到的一份2008年杜双华递交给山东省工商联的汇报资料中，看到杜双华对自己创业历程的回顾： 1991年5月，22岁的杜双华从首钢辞职，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开办了北京兴华福利轧钢厂。 1992年，杜双华抓住河北省三河县建设开发区的时机，征用土地，建了第一家焊管厂。 据杜双华说，次年，焊管赶上了价格暴涨的好形势，他轻而易举地赚得第一桶金。 这一年，焊管供不应求，杜双华开始集中圈地建设分厂。1993年5月，杜双华在家乡建立衡水焊管厂，后来成为京华集团的焊管总厂。 杜双华回忆，衡水焊管厂发展迅速，1998年销售收入4.2亿，位居河北省焊管行业产量第一位；1999年完成销售收入7.5亿；2000年，完成销售收入15个亿。 在衡水焊管厂不断发展中，杜双华没有停止圈地扩张的步伐。他分别在成都、广州、唐山等地建起另外5家焊管分厂，并将他的6个焊管厂成立为京华创新集团。 杜双华超前的“敛财”能力在集团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都有所体现。 李村村支书杜清河记得，“他能吃苦，又有商业头脑，还有前瞻性。衡水焊管厂初建时，杜双华只有三四十万的现金，雇不起吊车，就和工人一起在工地上干。掳起袖子就搬砖头，工地上一起吃大锅菜、啃馒头，很常见。” 衡水焊管厂就建在李村旁边，村民们看着它从30多亩建到如今的500多亩。 村民说，杜双华在发展之初，就没有把目标仅仅定位在30亩车间上。如今，在厂子对面一块面积达1000亩的农田，是焊管厂早已常年租赁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再扩建，一直准备着。如今，田地里种着玉米。 衡水焊管总厂办公室主任李金印，还兼任着衡水焊管厂总经理助理以及京华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说，“杜总做哪个行业，哪个行业赚钱。”譬如，在衡水发展焊管制造业的同时，杜双华突然投资化工业，做癸二酸的生产。当时，这种产品在全世界的生产都很少，杜双华更是从来没有涉足过此行业。 杜双华“说干就干”的效率在集团是出了名的。衡水焊管厂的一位老员工说，“杜老板想上什么项目了，接着就进设备，露天也立即开工，昼夜施工，然后一边生产，一边再建设厂房。工期都是他来规定，完不成也得完成。要是工程期提前了一两天，他会使劲奖励，要是晚了哪怕一天，他罚得也很凶。” 建化工厂也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京华衡水化工厂成立了。 与此同时，杜双华还涉足了房地产业，成立了衡水京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李金印说：“老板看到衡水落后，房地产一定有市场。说成了就成立了。就是一句话的事。”如今，并不是京华主业的房地产公司，仅在衡水已经开发了七处住宅区。 焊管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但2001年以后，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上马，钢材等原料市场告急。众多焊管等钢材下游企业把车开到钢铁企业门口，排队等着进货。 京华集团也不例外，原料同样紧张。但在这个公认为发展瓶颈的时候，钢铁行业出身的杜双华，却忽然兴奋起来。 他没有为焊管原料难买而惆怅，而是开始激情高涨地四处考察。从大连到连云港，再到秦皇岛、青岛，最后，2002年末，他站在日照一片滩涂上停了下来。 他决定：半年内，在这片滩涂上竖起烟囱，出钢！出铁！ 2003,开始钢铁梦 此时，他已经订好了设备，谈好了合作者，协调好了政府。 2002年8月，杜双华在参加全球钢铁会议时，得知意大利达涅利公司有一套H型钢设备，因订货厂家不要，急需转手。 杜双华当时已对钢铁开始有所痴迷，忙咨询身边一位钢企的老板。杜双华得到的答案让他兴奋：“这东西好，要吧。” 杜双华做事，从来都是“效率为先”，甚至“先上车后买票”。 2003年，正月初八，日照虎山镇韩家营子村的村民召集起来，被告之：位于村子北面的3000多亩田地被一个钢厂租下来了。 韩家营子村现任书记韩帮峰回忆，第二天，日照国土局的人就下来丈量土地。几天后，施工大车开进了田里，翻土垒墙。 在日照钢铁集团的展览厅，这一天被记录为“2003年3月31日”。 “太快了！”韩帮峰说，当时，韩家营子的村民没几个人相信，世世代代耕种的田地，在接下来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开始出钢出铁。 韩帮峰说，日照每年批复工业用地顶多1000亩，日照钢铁一下子圈下了周边村的近一万亩地和鱼塘。期间，杜双华采用的是先租赁，然后再一点点办理土地权转让手续的办法。 日钢一位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那时候，杜双华从上到下反复开会强调“9.28,出钢出铁！”
[NextPage] 从3月31日开工建设到9月28日出钢出铁，杜双华给自己规定的时间是181天。 事实是，8月20日，日钢一号高炉就已烘炉；9月28日，一号高炉出铁；10月1日，第一块钢坯生产出炉。这就是业界着名的“日钢速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钢高管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个速度是拼出来的，创建队伍几十个人一边建厂房，一边开始跑设备，杜双华规定好了设备进厂的时间，要是超过这个时间，直接开除，他不看任何客观原因。 这位高管记得，2003年遭遇SARS,采购人员一出差就要被隔离半个月，时间就拖下去了。一面是死命令，一面是客观现实，这些采购员只有两种选择——如期拿到设备，或者丢掉饭碗。 “在外地等设备，我们一批采购员正好遇上了厂商里一位日照老乡，抱着他就开始哭啊！厂商都感动了，没见过这么要设备的。” 日钢一位员工说，杜双华做事效率高，脾气也急。私下里，有员工会叫他“杜拍砖”。当事情没有办成的时候，杜双华会大发雷霆，骂一句“拍你一砖头！” 杜清河就亲眼看到过一次，杜双华在办公室大发脾气，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人喊“不会花钱吗？”边喊边随手拿手机砸过去。 日钢集团党委书记廖海亭对记者说，杜双华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吃肉。 这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前些年，杜双华喝酒就像他的脾气——“猛”。杜清河拿起桌子上一个玻璃杯子，比划着，向《中国周刊》记者说，“他喝酒很快，喝白酒，这么一个二两的杯子，满上，一口一杯。” 急脾气，也总能逼着杜双华和他的员工们在最快的时间里解决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2004年莱芜钢铁的撤股。 日钢从开始发展就是和莱钢各占50%股份进行合作的，杜双华出资金和场地，莱钢出技术人员。但是2004年，莱钢突然撤走所有技术员工。日钢的相关领导表示，是因为“双方存在资金股权上的争议”。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一个国企、一个民企，在生产制度环节悬殊肯定大。而且，日钢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模式，国企怎么能磨合下来呢！” 接下来，杜双华的应对措施，被认为是“高薪挖墙脚”和“铁腕政策”。他开始不惜高薪，挽留莱钢的技术工人，同时，面向全国88个钢厂高薪招人。日钢烧结厂的一位车间副主任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留下来的莱钢技术工人很多，直接决定了当时日钢能正常发展，但是这也惹怒了莱钢。 日钢秘书处主任赵永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现在全国88个钢厂的技术工人都有来日钢的，其中包括自愿投奔的。全国除了台湾、西藏、海南和新疆，其他省份全都有。” 到了2007年，日钢产量已高达775万吨，增长了7倍，销售收入286亿元，是2004年的9倍多。短短5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日钢成为山东效益最高的钢铁企业。 之后，一次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2008年末，日钢面临囤积大量高价铁矿石、但市场钢价极低的困境，数以万吨的铁矿石被搁置在附近的庄稼地里，痴痴地等待进高炉或者继续被搁浅。杜双华召开高层会议，说了一句话“我们得赔得起，市场都不好，人家赔，我们赚钱，就不正常了，谁先消化完了高价矿，谁就是赢家”。 杜双华立即下令，迅速消化高价矿。这意味着日钢损失8个亿。 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说，杜双华决策很果断，赔钱也要尽快消化高价矿，这是为了迅速进口低价矿，转入盈利。 此时，通过视频会议，杜双华向遍布在全国的京华集团分厂召开会议。李金印记得，“杜老板说不赚钱正常，他要求我们维持发展，但是别赔太多。赚得起，就得赔得起。” 几次惊涛骇浪，平稳过渡。但是紧接着，2008年11月份，由济钢和莱钢成立的山钢，拟对日钢实施重组，并签署初步协议。 日钢的命运不再掌握在杜双华手里。 [NextPage]
日照钢铁的大门，显得威武气派。 2008,“高调”亮相在杜双华的办公室，挂着唯一的一幅字：请上帝赐予我两颗心，一颗做人的平常心，一颗做事的勇敢心。 在魔鬼般做事速度之下，杜双华实际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在汶川大地震捐款和这次日钢重组事件之前，极少有人听说过杜双华这个名字。 现任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曾经是日照电视台记者，去年来到日钢工作。在她长达7年的当地媒体工作中，“基本没有采访过日钢，从来没有采访到杜总，只有在创建初期的奠基仪式和烘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时，受市政府指派，才能来日钢采访。”在她看来，这个企业“太低调了，根本不需要媒体报道”。 然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杜双华个人捐款1个亿，首次高调亮相。当年，胡润在中国财富排行榜中，把杜双华排在了第二位。 有媒体猜测，杜双华破天荒地如此高调，是在向山钢示威。因为，2008年3月，山钢组建一完成就放话：山钢将继续重组日照钢铁和青岛钢铁，实现山东大钢铁梦想。 “示威”这一点，没有得到日钢方面的肯定。但是，捐款一事，的确让杜双华从幕后走到台前。媒体的关注，也确实达到了“助威”的目的。 据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说，包括杜双华本人的捐款，日钢共捐现金1.5亿，后来为安康家园投入1.8个亿，并且将抚养500多名孩子直到完成最高学历的所有费用。 尽管，捐款晚会，以及后来《新闻联播》对安康家园的报道中，杜双华都没有露面，但是，杜双华接二连三的高调做法，已经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国进民退”的重组案形成了强烈的阻碍。 在2009年9月13号，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对山钢和日钢的重组案也表示了质疑。 日钢集团党委书记廖海亭对《中国周刊》记者说，9月6日签署的协议，给日钢很大的优惠，可以允许日钢租赁三到五年，盈亏自负。“下周(9月中旬)，我们将聘请资产清算公司入主日钢，接下来的三个月，要签署三四十条具体协议。” 9月7号，日钢召开的内部高层会议上，杜双华表示“非常理想”。而之前的2008年11月签署初步协议时，这位日钢的老板甚至没有参加。 其实，杜双华还有一招没有最后定局，那就是他在去年年底开始将日钢30%的股份入主香港开源控股，并成为开源控股最大的股东。资本市场并购，当时显然加剧了并购的难度。 至此，杜双华高调慈善姿态一箭双雕。 或者说，他的慈善从来都是一箭双雕的。譬如，杜双华捐助周边村子，稳定了民心。 日照韩家营子村委书记韩帮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2003年和2004年，村子和日钢发生过两次大的冲突，动刀动棍直接原因是日钢对村子的土地补助款，迟迟不到。根据日钢建立之初的协议，日钢需要每年向所占用土地的村民补偿1000元/亩。
[NextPage] 其实，在周围村民心里，和日钢的纠缠远远不在于这些土地补偿金上。据韩帮峰所说，韩家营子一个村，有五六千人，只有5个人在日钢工作。 日钢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招收日照当地人。业内人士称，这可能考虑当地人干活，不如外地人卖命。 “可是，当初政府告诉我们，日钢的建立对我们的下一代好，可以解决就业。”韩帮峰说，如今，日钢对此没有任何答复。 两次大的冲突之后，村民的土地补偿每亩提高了200块钱，日钢也开始针对周边的村子捐款资助——“老人到了60岁以上，日钢每个月给50块钱。大学生考上大学了，一本资助一万元，二本8000元，三本6000元。” 韩家营子一位跑出租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没人造反了。杜老板给附近村子捐助是一方面，当年犯事的还有三个蹲在牢里，没人敢动了。杜老板很江湖，也很义气。一边是善举，一边是威胁。” 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 有日钢的员工讲，杜双华有浓重的“帝王情结”。 日钢集团的办公区，雄伟大气、富丽堂皇，真的犹如宫殿。尤其在办公区外，还有一圈“护城河”围绕周围。 走进这片办公区必须经过很严格的检查，日钢集团单就保安就有400人，其中包括内保和外保。记者在厂区行走，每隔三四十米就会有一个保安，拿着对讲机，巡视自己的工作范围。南门出门，还要进行搜车。 杜双华总是帝王般的发号施令，举旗指挥着三万多人的两个集团。而且，在这几年的发展中，除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宏观局势影响，京华集团和日钢发展成效惊人，在同行业中都是佼佼者。 问题是，杜双华一个人，哪里来的这么大能量，他怎样用人？ 李金印告诉记者，“去日照后，杜总变化很大。”他所说的变化，是指杜双华开会发言水平越来越高了，对国家政策领悟越来越好了。他举例，9月7日内部会上的发言稿，杜双华还引用了“科学发展观”来讲重组的道理。放在原先，杜总根本就不会正式讲话，“在衡水的时候，公众场合大会小会都让经理来讲，自己很少发言。” 外界流传，“杜双华用人只认一个原则——能力，只要你有能力，花多少钱也聘请”。其实，杜清河说，“有能力，还得让他看上眼的，重义气的。”在杜清河的印象中，李村的上一届书记就和杜双华不对眼，结果，那几年杜很少为村里办事。这几年，村里要钻井、购买水泵等，杜清河去日照找杜双华喝酒，杜会很利索地答应：“行，这事你甭管了！” 据韩帮峰说，杜的副总李占全全权负责和政府协调方面的事情。日照市政府有事就找李占全，杜双华很少出面，他不经常和政府直接沟通，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状态。 李占全一直跟随杜双华创业，据说，俩人在首钢的时候就是同事。“李总个儿不高，人实在，重感情，很随和。” 李占全一直是杜双华的得力助手。2005年，衡水焊管厂办公楼建成剪彩，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亲临剪彩仪式；日钢初建期间，日照市市长多次亲自考察工地，并三次当即召开工作会议，帮日钢提供经济决策。 杜的另一位副总袁新海可能是唯一敢和杜双华较劲的一个人。他曾经在日钢的高层内部会议中，直接挑明：“日钢目前的发展状态是粗放式的野蛮生长！没有文化！” 在杜双华还在北京发展期间，袁新海就辅佐左右，他也是杜双华亲表叔家的姐夫。据说，此人“行事低调，能把握杜老板的心思”。在日钢办公区后面的东西两座别墅里，杜双华住东，袁新海住西。 然而，杜双华曾经重用的人，不是都那么幸运。1998年，一个叫刘凤岐的人被杜双华重用，被任命为衡水焊管厂经理、厂长。杜还分给刘京华集团30%的股份(一直以来，京华100%的股份都由杜一人把持)。据衡水焊管厂员工说，“刘凤岐多年从事经营管理，在制管业摸爬滚打三十多年，可以说是制管行业的泰斗，他摸透了中国钢材市场的规律，能及时调度各种物资。”据这位员工说，刘凤岐和杜双华投脾气，俩人都胆大，脾气急，有干劲，刘凤岐主持衡山焊管厂工作的四五年间，是焊管厂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衡水焊管厂的一款名牌产品也被命名为“华岐”。 但是，2003年，刘凤岐出走，30%的股权也被杜收回，放在袁新海名下。如今，刘凤岐在唐山开办了自己的焊管厂，和杜双华成了竞争对手。 杜清河亲耳听到过，杜双华在酒桌上直骂刘凤岐。原因是：“杜双华是个很讲究的人，比如，每年必然回李村上坟，而且要焊管厂里的人一路上提前铺好炉渣；他每建一处工厂也一定会先看风水。但是，刘凤岐也是个胆大的人，譬如，杜双华无论是办公室还是住的地方都要在东面，但是刘凤岐非要把自己的办公室放在东面。这个人再有能力，要是杜老板控制不住，肯定就把他辞掉。”
[NextPage] 杜双华也是个很会借力的人。 日钢的“银企联盟”策略，大大解决了日钢银行信贷问题。据了解，日钢多位高层亦与银行界关系密切。日钢党委书记廖海亭，原是中国建设银行日照分行的高层；日钢财务总监张会来，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市城中支行的高层；日钢副总经理薛健，则来自日照市商业银行。 “他应该是指挥打仗的团长，率领着几万人，所向披靡。要是再给他几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还不知道杜老板能把日钢发展成什么样呢，可能会是第一！”在日钢的生活区门口，一位日钢高管匆匆回避了记者的继续追问，为杜双华下了这样的结语。 红色的桌布，热烈的掌声，炫目的闪光灯。背后，是一个民营钢企的尴尬表情。 次日，日钢内部大会上，老板杜双华语气激动地说：“坦白地讲，单纯的重组我是不情愿的，谁也不愿意把基业让别人来管理。” 这是一起钢铁行业中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较量。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德·克拉斯曾说，“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在中国，这个“秘密”就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决定着民营钢铁企业的生死存亡。 日钢日落 日钢的一位高管一字一顿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杜老板这几年，不容易。”在这位高管的记忆中，日钢速度是“用血汗拼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就当做一份长期的事业去完成”。 与日钢一起拼命的，还有日照当地政府。尤其对于具有“先上车再买票”嫌疑的日钢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将寸步难行。几乎所有日照人都知道，“当时，日钢需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 然而进入2008年，有关方面开始调整钢铁产业布局，又一次决定了日钢的命运。 当年3月，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和山东省冶金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重组，成立山东钢铁集团。山钢同时宣称，准备在五年之内在日照建立一个产能为2000万吨的临海钢铁精品基地。 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只有一个：重组日钢！ 日钢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抵触。 继汶川大地震捐款成名引起媒体关注后，日钢集团又入股香港开源控股，试图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并增加重组难度。然而，在宏观政策面前，这只不过是重组途中的绊脚石而已。省里实施的举措让日钢难以招架。譬如：节能减排、信贷规模、综合治理等，这些方面对日钢稍加“关照”，日钢的大项目就难以开工。 此时，日钢也认识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宏观政策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日钢不得不接受重组。 正如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对《中国周刊》记者所说，“在中国，没有政府支持，企业是办不成的。” 此话在钢铁行业尤为应验。日钢、铁本、建龙、沙钢等民营钢企，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功亏一篑。但是，相同的一点是，这些曾经时事造就的英雄，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无一脱离过此条规律。 “日钢们”曾经的狂欢 在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中，日钢的故事并不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 2002年，有人曾经预言一个叫铁本的民营钢铁企业：“如果，铁本做成，就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民营钢铁企业。而老板戴国芳肯定是中国首富。” 那时，铁本只是常州的一个资金不足10亿元的民营钢企，但是它喊出了“三年超过宝钢，五年追赶浦项”的口号。 2001年到2003年，由于基建扩张迅猛，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于是乎，对市场更加敏锐的民营资本纷纷进入钢铁业。民营钢企开始集体狂欢。 这时，铁本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得到了政府鼎力相助。它很快获得43亿元的贷款和近万亩土地。 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效率高、成本低。包括铁本在内的所有民营钢企都有这样的优势。日钢烧结厂一位车间副主任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相同的工作量，国企需要三万人，而日钢只要一万多人就可以完成。 几乎和铁本同时，宁波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公司启动了“投资12亿美元，建设年产值600万吨的钢铁工厂”的项目。 杜双华的日钢，就是步铁本和建龙之后，默不声响开工的。
[NextPage] 两次调控急转直下 并不是所有的民营钢企都能像日钢一样坚持到2009年。他们命运的第一次转折，集中爆发在2004年。 2003年12月，为遏制投资过热，国家要求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接下来的几个月，又连续发文督促各地落实，清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正在摩拳擦掌的民营钢企开始卷入一场始料未及的“严打”。 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踉跄入狱。原因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 在这一轮调控中，没有逃脱整顿命运的，还有宁波建龙钢铁公司。在铁本出事后的一个月，央视曝光了建龙钢铁。原因和铁本高度一致：违规审批、环保不合格、违规银行贷款。建龙一下子成了“铁本第二”。 不同的是，建龙没死，而是以“牺牲股权、国企控股”的方式，获得重生。按省里的主导，杭州钢铁以51%的股权控股建龙钢铁，成立“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先前，建龙钢铁老总郭广昌曾对媒体慷慨陈词：“国有企业可以参股，控股得让民营企业来。不要借宏观调控之名，让国有企业来控制民营企业。”如今，烟消云散。 日钢当年逃过了这一劫。 据日钢内部人士透露，国家宏观调控出台时，日钢已经不在“盲目投资”的“小钢厂”之列。生米煮成熟饭，日钢赢在速度上。而且杜双华一直低调的做事风格也规避了被调控的风险。 如果日钢的建设或生产稍有拖延，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民营钢企的命运就是这样具有不确定的戏剧性。 新的一场戏剧，在2008年上演——宏观调控的信号再次发出。 当年3月，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细则，提出以宝钢、鞍钢、武钢为并购带头企业，推进集团并购步伐。这次，地方政府怀抱着做大做强钢铁企业的愿景，开始整合本省行业资源。 日钢终究没能逃脱这次调控。按照有关方面的打算，山钢重组日钢后，将成为全国钢铁集团的老二。日钢集团秘书处主任赵永钦很遗憾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们的前期投资开始出现成效了”，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肯定更好”。 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日钢实现盈利18亿元，而由济钢和莱钢组建成的山钢同期却亏损12亿元。 就在山钢重组日钢之前，央企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宝钢的进入，让民营钢铁大鳄张志祥和郭广昌，在经历两次调控之后，彻底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民营钢铁企业集中的河北唐山地区，已经默不声响地完成了诸多小钢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 未知的将来 命运截然相反的，是江苏沙钢集团。 这家靠45万元自筹资金创办的民营钢企，销售额超过了1500亿元，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民企。 2009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9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沙钢名列第444位，是唯一的内地民营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沙钢发展迅速而且比较顺利，得益于沙钢的股权分配比例。根据2001年的沙钢改制方案，当地政府持股25%，沙钢职工持股30%，沙钢管理层共同持股45%。沙钢在企业性质上的“双重身份”，让它最终躲过了铁本、日钢的命运。 不同民营钢企的不同命运，透出了民企、国企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使业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每三五年国家便有一次大的宏观调控，而每次被调控的主体就是民营经济。然而，政策一旦允许，他们便犹如田地里的小麦在疯狂生长。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一部“国退民进” 和“ 国进民退”相互交织的历史。2004年以“铁本事件”为标志的宏观调控，曾让民营经济遭遇重大影响。现在，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民营钢企会否遭遇与2004年一样的大风大浪？ 事实的印证是，在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完成重组之后，天津、陕西、山西各省，也已将钢铁业的并购重组纳入近期工作日程。 更多民营钢企，风雨欲来。他们短期以及长远的命运，尚不得解。
[NextPage] “这个问题很复杂。” 很多次，他都用这句话作为回答的第一句。 随着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的重组，“国进民退”成了热议的话题。与此相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各省钢企重组是否妥当？钢铁业的整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企？中国钢铁产能真的过剩吗？为什么亏损大户总戴着国企的帽子？ 刘海民，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剖析了这些现象和问题。 宁可淘汰也不要用行政手段重组 《中国周刊》：山钢与日钢前不久签订了重组协议。一个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重组，这事本身充满了曲折和非议。有人认为此事行政干预过重，重整后效益未必提升，你怎么看？ 刘海民：日照钢铁设备比较落后，属于落后产能，环保和土地使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山钢和日钢的重组，仅从技术、经济方面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日照钢铁公司盈利情况很好，似乎被山钢重组并不十分情愿。 我觉得，如果强调淘汰落后和环境保护，他应该有能力也会愿意花钱自己做设备的升级换代，搞好环境保护。因此我认为，促进钢铁企业联合重组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要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对于不愿意被重组的不达标企业，宁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淘汰掉，也不要用行政手段推动重组，否则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 《中国周刊》：这起重组案例之后，钢铁业“国进民退”的声音日渐高涨。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 刘海民：确实是有这样的苗头。但从国家政策来说没有这个倾向，前不久鼓励民间投资20条草案已经上报国务院，就是要鼓励民营资本投资。现在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声音，有些投资者会犹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方针是不是要改变了？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明确对此的态度。 其实，民营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扩大。2000年前民营钢铁市场份额是10%左右，前两年达到40%，今年上半年达到了47%。这里面除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外，还有国企民营化的因素。像南京钢铁公司、萍乡钢铁等就从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民企固然有少支付环保、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但即使消除这些因素，民企的竞争力从发展态势看要强于国有企业，我觉得今后民营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当然，前提是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原则不能改变。 《中国周刊》：实际情况是不是民营企业被整合得更多些？ 刘海民：是，比如山西一个省几百座小钢铁企业被整顿，都是民营的产能很低的小铁厂、小钢厂。国有企业也有落后、污染高的企业，但大多数落后产能、污染环境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整合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 《中国周刊》：但我们也听到像沙钢这样进入世界500强的民营钢企发出“防不胜防”的感叹。 刘海民：起码我没听说过哪个国有企业想重组沙钢。沙钢现在三千多万吨的产能，很大。它的经济效益很好，竞争力很强。 在年初发布的钢铁产业振兴规划中，国家提出要形成宝钢、武钢、鞍本联合体等上五千万吨的特大型企业，我很希望沙钢能带头做到这个水平。国家只点了三家企业的名字，但后面是“等”，不是只有三家。我也希望民营企业能互相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但是据我了解，民营企业之间的重组比国有企业之间的重组更难。民营钢铁不少是家族企业，很多人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观念，两家老板在一起，谁大？谁的人掌管采购、销售、财务等关键部门？世界上米塔尔钢铁起初也是家族式企业，但是经过多年的兼并重组，现在成为股权多元化、公司治理规范化的世界第一号钢铁企业。我希望中国民营钢铁也出现这样的企业。
[NextPage] 普遍实行省内重组并不可取 《中国周刊》：事实上，每个钢铁大省都有做钢铁强省的梦想。早几年，唐钢集团、邯钢集团整合组建河北钢铁集团。鞍钢和本钢集团进行了挂牌重组，组成鞍本联合体。回过头来，你如何评价这两起组合现在的效果？ 刘海民：重组不论对行业、对社会，对企业来说都有好处，有利于尽快淘汰落后、加强环保、抑制盲目投资、稳定市场。但省内重组兼并一定程度上把跨地区兼并的路子阻断了。以省为单位容易形成地区分割，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利于政企分开。因此普遍实行省内重组是不可取的，今后要着重鼓励跨地区的重组。 但重组总比不重组好，比如河北钢铁集团效果还不错。 《中国周刊》：国外大型钢铁企业的重组联合能否给我们提供经验？ 刘海民：西方企业兼并重组时会请专家、咨询团队来做测算，重组将会给企业和股东带来什么后果。为此西方有个专有名词sunergy,合并利益，指企业合并后能给企业和股东带来多少好处。我们就没有这个词。 中国企业往往是概念性的整合，能有多少效益还要探讨。不是说总量达到五千万吨就行了，而是考虑合并后能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也不是说所有企业都整合到大企业里面。美国就有很多小的钢铁企业，年产钢三五十万吨，是服务于本地区的。因此企业不要盲目整合，尤其是不能片面追求规模，一定要算账，不能让“小的一方”拖垮“大的一方”。 应当允许一定的产能过剩 《中国周刊》：一个盈利企业兼并一个亏损企业让公众引发了对钢铁企业状态的思考。在同样的产能过剩、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民营钢企的盈利情况普遍好于国有企业，这是为什么？ 刘海民：的确，今年1到7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排行榜上，前十位亏损超过三亿元的企业全是国有企业。亏损大户里没有民营企业，而且他们还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民营企业对市场信号很灵敏。他们亏损就不会做下去，让农民工放假回家。国有企业相对不敏感，亏着也生产，不能停产给员工放假，不能解雇员工。要保增长，保稳定。 其次，整体上来看，国有钢企环保水平比民营企业要好。这也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另外，从产品来看，国有钢企大多数生产板材，民企多生产长材。板材生产成本比长材每吨高50到100元钱，但是板材价格现在还不如长材的价格高，这样，国有企业亏损比较严重。 按照市场机制，亏损了就要退出，但是退不了，因为国有企业的身份。 这里面有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享受了一些政策优惠，但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解聘职工。 《中国周刊》：有资料显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而且今年以来新开工钢铁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你认为中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到了什么地步？ 刘海民：目前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剩，但还不是严重的产能过剩。现在存在的一些过剩，这里面包含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市场经济要允许一定的过剩，没有过剩、不多不少正好，就淘汰不了落后产能，社会就不会进步。因此，我认为不必大呼产能过剩，应该把淘汰落后而不是把治理产能过剩放在第一位。 而且，如果以产能过剩为由对钢铁项目严格限制，首先受到限制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大型国企比较“听话”，首先要讲政治，这样就会给落后产能和盲目投资留下市场空间。这样的教训已经发生几次了，值得认真反思。 《中国周刊》：那你预期全年钢铁企业盈利状况如何？ 刘海民：全年算下来不会亏损。1到7月份大中型钢铁企业中的盈利企业累计盈利216亿元，亏损企业亏损100亿元，所以抵消后还是盈利116亿元。 当然，今年利润非常低。前年钢铁企业1400多亿元的利润，去年800多亿元利润，今年到现在只有100多亿元利润，降幅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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