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双华也是个很会借力的人。
日钢的“银企联盟”策略，大大解决了日钢银行信贷问题。据了解，日钢多位高层亦与银行界关系密切。日钢党委书记廖海亭，原是中国建设银行日照分行的高层；日钢财务总监张会来，曾是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市城中支行的高层；日钢副总经理薛健，则来自日照市商业银行。
“他应该是指挥打仗的团长，率领着几万人，所向披靡。要是再给他几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还不知道杜老板能把日钢发展成什么样呢，可能会是第一！”在日钢的生活区门口，一位日钢高管匆匆回避了记者的继续追问，为杜双华下了这样的结语。
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区别就在于，他们一个姓国，一个姓民。
9月6日，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日照钢铁集团的命运。当天，山钢重组日钢的协议正式签署。
红色的桌布，热烈的掌声，炫目的闪光灯。背后，是一个民营钢企的尴尬表情。
次日，日钢内部大会上，老板杜双华语气激动地说：“坦白地讲，单纯的重组我是不情愿的，谁也不愿意把基业让别人来管理。”
这是一起钢铁行业中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较量。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德·克拉斯曾说，“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在中国，这个“秘密”就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决定着民营钢铁企业的生死存亡。
日钢日落
日钢的一位高管一字一顿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杜老板这几年，不容易。”在这位高管的记忆中，日钢速度是“用血汗拼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就当做一份长期的事业去完成”。
与日钢一起拼命的，还有日照当地政府。尤其对于具有“先上车再买票”嫌疑的日钢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将寸步难行。几乎所有日照人都知道，“当时，日钢需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
然而进入2008年，有关方面开始调整钢铁产业布局，又一次决定了日钢的命运。
当年3月，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和山东省冶金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重组，成立山东钢铁集团。山钢同时宣称，准备在五年之内在日照建立一个产能为2000万吨的临海钢铁精品基地。
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只有一个：重组日钢！
日钢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抵触。
继汶川大地震捐款成名引起媒体关注后，日钢集团又入股香港开源控股，试图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并增加重组难度。然而，在宏观政策面前，这只不过是重组途中的绊脚石而已。省里实施的举措让日钢难以招架。譬如：节能减排、信贷规模、综合治理等，这些方面对日钢稍加“关照”，日钢的大项目就难以开工。
此时，日钢也认识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宏观政策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日钢不得不接受重组。
正如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对《中国周刊》记者所说，“在中国，没有政府支持，企业是办不成的。”
此话在钢铁行业尤为应验。日钢、铁本、建龙、沙钢等民营钢企，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功亏一篑。但是，相同的一点是，这些曾经时事造就的英雄，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无一脱离过此条规律。
“日钢们”曾经的狂欢
在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中，日钢的故事并不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
2002年，有人曾经预言一个叫铁本的民营钢铁企业：“如果，铁本做成，就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民营钢铁企业。而老板戴国芳肯定是中国首富。”
那时，铁本只是常州的一个资金不足10亿元的民营钢企，但是它喊出了“三年超过宝钢，五年追赶浦项”的口号。
2001年到2003年，由于基建扩张迅猛，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于是乎，对市场更加敏锐的民营资本纷纷进入钢铁业。民营钢企开始集体狂欢。
这时，铁本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得到了政府鼎力相助。它很快获得43亿元的贷款和近万亩土地。
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效率高、成本低。包括铁本在内的所有民营钢企都有这样的优势。日钢烧结厂一位车间副主任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相同的工作量，国企需要三万人，而日钢只要一万多人就可以完成。
几乎和铁本同时，宁波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公司启动了“投资12亿美元，建设年产值600万吨的钢铁工厂”的项目。
杜双华的日钢，就是步铁本和建龙之后，默不声响开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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