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是什么

　　转变政府职能，促生服务型政府，带动现代经济的发展，这是戴尔为厦门经济特区带来的冲击波。

　　现任厦门市外商投资局副局长的陈捷女士，很清楚地记得戴尔刚进厦门时的情景，“戴尔选择厦门，主要原因是这里政府的办事效率、服务意识和专业素质比其他城市要高。从谈判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戴尔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外资局、贸发局、财政局、航空港、火炬开发区，还有办公厅，24小时处理发现的问题，为戴尔服务。”

　　“借助戴尔这个项目，带动了整个厦门市政府、海关的职能转型和政府改革，”戴尔小组组长王榕说，“改革不是空谈，服务型政府也不是空谈，能不能按照国际规范管理，为扎根厦门的跨国公司提供好投资环境、生产环境上的服务，就是满足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具体实践。”

　　戴尔落户厦门之后，碰上的最大难题就是海关。“戴尔全球化、个性化的生产特点非常鲜明，对通过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极高，现在全国海关在搞大通关，但当年没有啊，反而是对加工贸易的各种规定繁琐不堪，”陈捷笑着说，“海关的同志第一次面对戴尔的报关单，具体到每一个零件的编号，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下子就傻眼了，”

　　“现在说起来轻松，当时问题非常复杂，”王榕感慨，“最后我们找到了国务院，找到了吴仪、曾培炎，吴仪国务委员专门指示海关要关心和帮助厦门，后来我们找到了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端木君。”

　　后面的事比较幸运，因为端木君对厦门的帮助非常之大，“他的思路非常超前，了解IT产品的特殊需求，知道国际化运作的模式创新，也清楚海关旧有的一套系统与此格格不入，”王榕评价说。在端木君的协调下，厦门从苏州取经了一套海关信息管理系统，稍加改进后于2001年正式起用。“上系统的过程就像换掉一层皮，因为海关内部的规定冲突，软件系统的很多功能没法用，怎么办？就要改！”
　　这种服务型的政府，在戴尔看来也很受感动。“2000年我加入戴尔，从上海来到厦门，”李元钧说，“政府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年轻、思想解放、有活力、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两任市委书记都亲自学习戴尔模式的精髓，然后给市政府的官员们开设讲座，灌输现代化的国际运作理念。”李提到的两任市委书记，前者洪永世，后者张昌平。

　　这种从上至下的学习之风，使厦门政府部门的危机意识变得很强。“每年都有关于戴尔要迁到上海的传言，有些人就会紧张，”王榕笑着摆摆手，“我跟书记的认识很一致，有什么好紧张的，IT产业就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和流动性，戴尔绝对是哪里赚钱哪里去，只要有危机感，始终把工作做得比上海好，戴尔就不会去上海。”

　　在王榕看来，一个老得可笑的观点，是“把项目引进来，尤其是重型装备要进来，这样企业就走不了了，”“关键还是竞争意识、服务意识，你不给人家解决问题，马上就走人，所以未来的政府一定就是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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