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经理的两次选择都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戴尔?”符标榜说,“现在我面试人,不怎么看纸面上的显赫经历,而是要很仔细地跟对方谈,把戴尔的文化、做事的方法很仔细地解释给对方听,如果对方很惊喜,带着好学的心态去欣赏戴尔模式,那么我会认为他更适合戴尔。”
求胜文化的第二特征,是详细的任务细分,以及执行过程中对细节的极大关注。“求胜文化是做出来的,”符标榜认为,“首先我们会制定目标,制定目标的参照系不是戴尔自己的历史业绩,而是要在IDC公布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权。比如说市场平均预期增长是10%,戴尔的习惯就要将目标定到增长30%。”在制定目标的基础上,戴尔会把目标分解到每条产品线、每个礼拜、每一天、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很强调细节,没有细节的保证,怎么做大事呢?”
“我也听到说戴尔没有文化,我觉得戴尔文化是可执行的文化,我们不空谈这个道理、那个道理,而是把很多建设性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桌面上,带给员工,带给客户。”符标榜说,“比如,赢得订单很高兴,但更要关注是怎么赢得的,是不是符合公司的规定和道德观?去年某个季度,我们主动从IDC服务器销售数据中减去500台机器,因为虽然机器已运抵用户处,货款也付,但用户还没有签字,根据戴尔的规定不能算销售成功。500台机器的主动退出,使我们在当季服务器市场排名中下降了一个位次。”
求胜文化的第三个保证,是自上而下的学习型组织。戴尔奖励那些真正能为公司带来价值的员工,奖励那些真正懂得学习的员工。不坚持学习就不能适应戴尔公司,迟早会被淘汰。
符标榜喜欢看到的是,他手下的高级经理们说,“进入戴尔,我好像重新开始读幼儿园,一切都重头学起。”符认为,这种感觉就对了,因为戴尔内部的能人很多,“我们彼此交换学识、能力甚至职位,才能共同进步。”
体系化的学习型组织,在李元钧看来同样明显,因为戴尔分布在全球的生产基地,每个月都要搞一次电话会议,交流经验和评比,互相学习对方的最好经验。整个中国客户服务中心可以分为几十个功能小组,比如台式机
、笔记本、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等,这些小组和全球六大生产基地的同事一起评比,“只有和别人比,才知道自己的差距,”李元钧笑着说,“现在,中国客户服务中心在不少方面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每个季度,我们争取开一次见面的交流评比会。”
从最基层的工厂操作员、电话接线员开始,每一名戴尔的员工都要在年初制定自己的成长计划,“其中一部分是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发展,比如在职的进修,我们希望每个人的成长都能与公司的大目标同步,”林衡对记者说,“在戴尔每年都会有先进的思想出来,我想这代表了业界的先进。”
消灭官僚、追求效率,任务细分、关注细节,建构从上至下的学习型组织,这三点为戴尔在困境中的求胜带来了组织、执行、发展上的保证。所以说,如果研究、剖析和学习戴尔的话,复制物质层面上的模式只是第一步,坚持对客户的热忱才能激发模式创新的动力。然而,面对着客户需求和生产效率之间的矛盾,企业从上到下的每一个人是否都能够主动地把自己逼上绝境而后生?这是一个从人到制度,再从制度回归到人的竞争力构建过程。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核心问题,也恰恰是戴尔的活力所在。
戴尔的中国价值
进入中国5年来,从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洋品牌做到市场前三,戴尔的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戴尔为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影响、冲击和变革也在加强,尽管更多时候戴尔有意识地选择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