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启刚:谢谢,拉姆斯先生刚才讲话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认真做了笔记。拉姆斯总统刚才讲的哪些打动了你,你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改进?感谢两位主席,领导人不仅寻求更多的利润、金钱、政治上的成功,领导人要能够给一群人带来和谐。我曾经在英国学习过很多年,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亚洲人,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通常是学机械学数学,如果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另外一类人就是一个成功人物,我觉得这种标准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必要强调一下。
还有这样一批新兴产业的领袖和领导人,刚才黄先生也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梦想是什么。黄先生的回答就是要使中国变得更为强大,要使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不仅是你有多少机械师、多少律师的数量这方面来讲,更重要的是你在文化、体育、教育、娱乐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刚才谈到08年的奥运会,我们也都意识到在今天体育产业对于中国来讲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体育同其它各个方面已经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是孤立的,体育产业在中国是数以亿计的产业。今天的领导人不光要支持传统的商业方式,而且还要支持新的产业包括教育、体育、文化,并且要有责任教育未来的青年领导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向前奋斗,不管是本身所处的行业还是在政治还是在其它方面。
谢谢各位。
主持人:关于媒体的作用、媒体的意义,我问一下曾子墨女士,媒体的教育作用,你能不能发挥一下你的观点?
曾子墨:我自己从事媒体的经历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到现在从加入凤凰一共就是五年多的时间,但是这其中我经历了一些节目的转型。我自己做节目的转型其实和今天两个主题“梦想”“使命”有一定的关系,我自己并不是学新闻或者媒体出身的,其实从原来的金融领域转到媒体也算是遵循了我自己的不知道算不算是梦想,但是至少是想法。刚才张欣在讲话当中讲到我们曾经有过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受的教育都是跑得比别人快,要大众认为你跑得比别人快,走出去开阔了眼界之后,其实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认同自己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可能你才能够真正拥有激情或者说遵循了你自己的梦想。
说到媒体的使命,我刚刚加入凤凰卫视的时候做的更多的是财经节目,这个跟我以前从事的行业有关,现在我做的最主要的节目是《社会能见度》,我并不愿意把它称之为社会舆论监督节目,我更愿意把它比作沟通大众和转型社会当中发生的新闻事实真相桥梁,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方方面面的领域有很多特殊的新闻事件其实和我们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相关,这些事情作为媒体有一个责任要把真相告诉大家。就我自己看来,可能是我自己这样一个节目的使命。
关于媒体有很多收视率的讨论,作为媒体除了关注收视率之外,我一直觉得它有另外一个使命,要引导公众,引导电视观众。我总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我们要做大家爱看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比观众想得更高更远,但是我们应该有这种思想和理念告诉观众,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转型社会当中发生的事件。今天非常荣幸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我也觉得很高兴。在座各位很多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在过去已经不算是青年人的行列,但是很幸运在今天的社会当中还算是青年的行列,而且我觉得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是很幸运的。今天所有的中国人才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能力追求你自己的梦想,我也祝愿今天包括坐在底下的各位媒体同行有这样的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谢谢。
何刚:能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我来自《人民日报》,我的日常工作是撰写和编辑《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我们有一个团队很大,我是其中的一员。今年年初胡锦涛提到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伦理道德的东西,目前比较热的八荣八耻问题。我们写过一系列关于论述这件事情的评论,其中有一篇写到这么几句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所有的事业最终都要交给我们的孩子”,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点特殊,似乎跟家庭和个人的传承。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讲的话,事实上这其实就是讲青年和青年领导人在社会当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今天来了很多企业界的领袖,作为媒体来讲我们的理想更多的是成为意见领袖,或者做评论的人。《人民日报》有一句话,舆论的导向。过去时代导向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是多元化了,形态不同,但是共同的目标是为社会的和谐开放。在开放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特别是企业界的领导人来讲,可能当前面临更大的问题,除了企业本身的发展,还有社会责任担当的问题,这也是目前非常热门的关于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探讨的话题。
由于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老一辈的人非常熟悉马克思经典的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过去有的媒体朋友过多投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追溯一代富豪的原罪问题,很多财富的发迹不干净。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刚才百度的李彦宏先生个人经历提供了另外一种范例,在新的时代随着社会的规范不断发展,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投入到社会的发展当中,非常干净非常自由非常创新达到自己的梦想和现实的路径。反过来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说过去有原罪的企业要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不排除一定的补偿和赎罪心理。对于新一代,我们通过市场竞争很干净拿到财富获得成功这样的企业,它担当社会责任的时候更多是来自对于整个个人与系统、个人与群体、微观与宏观的认识,要变成自觉自愿的行为。
国美黄先生的讲话让我感受很深,个人的发展更多来自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在中欧有一个论述,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于西方,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怎么样具体化为有中国特色,让企业可以实施的东西。江平教授当时做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解读,他讲到一个四不,不要给消费者添麻烦,不要给社会添麻烦,不要忽视弱势群体,不要忘记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企业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事实上属于商业伦理的范畴,不完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如果一个企业连消费者都不能诚信对待的时候,这个企业是不合格的企业。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企业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做到。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去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发现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有一些底线还不清晰。
从未来来讲,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在座很多人讲到中国的世纪之梦,中国的复兴、强大之梦,这个时代正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碰巧赶上了。当年李鸿章那个年代如果从个人才能、认识来讲也许并不亚于我们当代的很多人,但是就像他所说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面临整个国家崩溃的情况下,能够让社会有所延续就已经是最大的贡献了。我们身处的时代我非常深切感受到,我们面临中国崛起和中国世纪的历史性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正好给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提供很好的拓展机会。更重要的是一些初期的混乱和沉痛的成本由第一代探索经济和社会民主化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实际是站在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的肩膀上承上启下,进一步往前推进。
拉姆斯总统中间引用了《圣经》的一段话,讲到青年领袖领导力的问题。这段话印象非常深,作为一个社会未来的担当者和主体者,我们应该在我们有机会主导一些事情拓展一些事情,不管是具体的企业和机构还是非常务虚的思想、知识还是媒体的时候,追求尽善尽美,以任何民意用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始终尽你所能。谢谢。
徐列:我们去年第一年做了时代青年领袖这样一个专题,很多人问选青年领袖的标准是什么?去年选择的青年领袖当中包括章子怡,网上有一些争议,章子怡怎么能做青年领袖呢?后来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标准是全球化,布什邀请胡锦涛主席的宴会上邀请姚明和章子怡作为嘉宾,把他们当做青年领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