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精英年鉴之“大国进步事件”

　　电影： 《城市之光》 原片导演：查理·卓别林

　　释义：由于地位相当重要，香港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只不过，近几年来有些话题让人伤感，因为短短几年时间，香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2005年，在各界精英的努力之下，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终于洗褪旧尘，再次绽放出“城市之光”，所有的人都相信，香港明年的烟花会更加璀璨。

　　城市之光

　　八年之后，香港烟花特别多

　　昨天

　　千头万绪的心中 已经没有梦

　　四分五裂的思念 也许只有痛

　　我告诉我自己 不要冲动

　　灿烂的烟花也是一场空

　　—刘德华 《去年烟花特别多》

　　“去年”指的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政府的日子。导演陈果说：“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香港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新生婴儿原本是新希望的象征，但“你我呢，都是老婴儿了”。—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间有个急转弯，很多人来不及打方向盘，就被狠狠地甩出了正常的轨道。

　　1997年的那场烟花，就像很多香港人生命中的那道急转弯。

　　和政府宣传的“香港同胞归心似箭”不同，部分香港人对于回归的茫然情绪从1984年就开始蔓延了。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前十名以内。但是，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的忧虑，1989年的政治风波令香港人出现空前的信心危机，随即爆发了持续近五年的移民潮。移民潮最炽烈之时，即使非洲小国的护照(如佛得角)亦受到热烈追捧。

　　在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之后，2003年的香港迎来了最惨痛的记忆：SARS造成的恐慌笼罩全城， 4月1日，影星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华酒店纵身而下，引发了一波自杀潮，在他自杀之后的短短9个小时内，香港有6个人相继跳楼自杀，自杀死亡比率攀升到18%，创下全球史上的纪录。

　　东方明珠，在2003年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今天

　　2005年4月13日，新鸿基地产的最新楼盘“凯旋门”接待了一位买家。仅凭地产商提供的一些照片，这位买家即相中了79楼顶楼的一套复式住宅，并以每平方米38万人民币的价格预定了下来。

　　“Lifestyle in the sky”，雄峙港九的“凯旋门”打出的广告摄人心魄—没有什么能比楼价更让香港人敏感的了，凯旋门的天价不但带起香港的豪宅价格不断攀升，而且也成为香港地产升温的标志性事件，大多数负资产人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解套了！

　　同样是在4月份，AC尼尔森调查机构访问了1033位15岁至54岁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港人对香港经济信心指数为102点，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对目前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的被访者，从1月份的22%下跌至10%；认为未来一年的经济情况会继续改善的人，则从46%升至50%。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2003年中，香港负资产个案达到10.6万宗，而2004年底则大幅降至1.9万宗。到今年3月，这一数字更进一步下降至1.4万宗。

　　这些数字的变化和中央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自由行”、CEPA、各省赴港招商、中央强势干预封杀上海 “迪士尼”，等等，让人民币和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像坐了神舟六号一般扶摇直上。

　　香港商铺的橱窗上，“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招贴越来越多；接受采访的时候，香港明星会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是请让我讲普通话，我要好好锻炼一下”；广州到九龙的直通车上，坐满了到大陆来寻找机会的香港人……内地和香港之间，从未像今天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内地的崛起以及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打消了香港人对大陆的敌意，如果说回归初期香港人只是在身份上回到了祖国，那么今天，尝到甜头的香港人已经在心理上真正回归了。

　　明天

　　1986年，港英政府的一部分官员就香港的前景进行预测，并把结果写到纸上，埋到地下，相约十年后拿出来，再看看结果。基于他们的顾虑，他们预言：1996年，香港股市恒升指数将从当时的1500点跌至200点，即使条件再好也不会超过3000点。而事实上，1996年，香港恒升指数已经超过13300点。曾庆红则在2005年表示，“香港回归八年马照样跑，而且越跑越欢，越来越好”。

　　“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文汇报》 社论说，越来越多的港人认识到：“一国”不仅是责任和义务，而且应是荣耀和骄傲，是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更是更多的机会和机遇；“一国”更不是负担，而是香港的新优势和新的增长点。“两制”不仅是井水不犯河水，也包括“两制”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照中评社评论员戈平的说法，经过二十年多的改革，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已远非原来概念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以“发展是硬道理”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前提的全新模式；而香港亦远非阶级斗争概念下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英国传承下来、吸收各种先进管理方式、许多成功经验的制度。

　　然而，正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创举，因此总会存在龃龉、碰撞的时候，任何期望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不免显得幼稚。

　　对于“港人治港”这一承诺，香港人目前已经不再怀疑其诚意。2005年7月1日之后，随着曾荫权、许仕仁、黄仁龙相继就任特首、政务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香港传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书写。41岁的黄仁龙在上任演讲中说：“容许我公开多谢我的太太，愿意和我并肩接受这个挑战，因为她为我所作的牺牲会很大。”据说，如此显露个人亲密的就职辞，香港市民还是第一次听到—治理香港的高官，原来就是和你我一样的“香港仔”。

　　另外，从曾庆红访问香港，首度邀请泛民主派出席宴会，以及在此之前，由香港特首曾荫权出面，邀请包括民主派议员在内的立法会议员访问广东等举措，都可以显示出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也开始有了实事求是的面对和积极进取的作为。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先生说：“这一点从民主党以及泛民主派政治议题失焦、无法抗拒和化解北京不断的政治进取态势、失去政治话题的操控权和话语权，也可以略见一斑。”

　　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和谐事件之后、在政界、商界精英的努力之下，不论是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还是在香港政界各个派别之间，甚至是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的泛民主派之间，都初步形成了理解、对话的理性渠道，关于香港政改的种种争议也走上了良性的道路，香港未来的烟花会更加灿烂。(文/杨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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