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方面。我有一次去瑞士出访,在一家五星级宾馆中见到一位年过六旬的服务员,他一辈子都在这个岗位上为顾客服务,每天都衣冠楚楚、开开心心,他的理念就是“我以绅士的态度为绅士淑女们忠诚服务”。他们都是以终身从事旅游行业为荣。我们国家服务业整体都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再加上薪酬机制、激励机制、职称机制等不够健全完善,所以如何提高我国旅游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是当务之急要研究的问题。
在体制机制构建方面。旅游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构建,主要围绕如何运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同时注重中介机构的行业促进和行业自律作用。比如德国在联邦议会中专门设置了旅游委员会,由议会各党团代表组成,并由一名国务秘书负责联络工作。瑞士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联邦政府层面专门成立联邦旅游委员会,负责旅游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而旅游市场推广则由半官方协会性质的瑞士国家旅游局负责。各国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的共同特点是适应了旅游作为综合性产业的特性,不断增强对旅游业发展协调作用和旅游安全质量秩序的监管作用,强化综合协调和市场执法,以促进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对于这些经验和做法,我们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吸收其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北京市、海南省等地都都成立了“旅游委员会”,各地为了促进旅游业更高层次的发展都做了一些探索,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这个行业的更大发展?
邵琪伟:现在海南省、北京市都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完全是这两个省市旅游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需要成立这么个机构,才能完成其管理职能。比如,北京市旅游委员会的职能较为完善,北京市经济结构的76%是三产,奥运会之后,旅游业对北京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除了专职主任、副主任以外,各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担任旅游委的副主任或者委员。这个体制接下来我相信会体现出他们优越的地方,不仅是促进产业的发展,而且是促进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提升。体制机制作为一个上层建筑,它应该适应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财经国家周刊》:国民对旅游的参与越来越多,同时对旅游市场存在的服务质量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有意见,今年春节出现的三亚宰客事件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您认为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旅游市场监管到位?
邵琪伟:我们国家旅游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像春节期间三亚和一些地方出现的投诉,变相强迫游客消费,这种行为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现在中国还没有《旅游法》,我们一个法治国家,这样大的市场无法可依绝对不行,老百姓这方面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意见,我接受。值得欣慰的是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相关部门参加起草的《旅游法》已经有了较好的一个草案,经过立法程序后,将尽快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