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邵琪伟：将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

　　出境游开放仍需积极和审慎

　　《财经国家周刊》：大陆居民赴台湾个人游已经启动，分别开放了北京、上海、厦门三个城市，第二批城市正在酝酿;包括在港澳个人游的开放上，我们感觉作为旅游监管部门来讲总体上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您是如何考虑这一问题的?

　　邵琪伟：确实是这样。积极和审慎是一条原则。在这个进程的选择上，我们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有业务方面的考虑，需要两方面结合起来。从目前情况看，现在团队出游台湾每月已超过10万人次，个人游才刚开始;去年到香港个人游达到1834万人次，到澳门个人游达到659万人次。对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我都会跟对方讲一个观点，就是既要有利于市场健康的发育和成长、有利于市场监管，又能够长久的保持适当的增量，能使得这条线平稳的往上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保证有序、有规划的增长，对两岸和两地关系都是好的，对市场监管也是好的。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方面，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团单管理”，我们也注意到，赴港旅行中会发生一个实际问题，在很多没有开放自由行的城市，游客只需要旅行社一张团单证明就可以出行，其本人未必通过旅行社旅游，这样在实际操作上能不能起到您说的团单管理的效用?

　　邵琪伟：我觉得我们要承认两条，第一，旅游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游客是自己拿钱出去消费;第二政府必须有管理，政府应该用政府这只手把政府该管的管好，市场上发生的问题更多地应交给市场去处理。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出境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而相当多以购物和观光为主，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多层次的深度旅游，使得中国国民融入世界?另外您觉得我们国家的旅游产业发展处在哪个阶段?

　　邵琪伟：小平同志1979年登黄山时提出旅游业要加快发展。中国旅游业从小平同志倡导开始起步，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中国旅游业真正进入到产业化发展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在这之前只是把旅游业作为一个事业来发展，最早是为外交服务的，那个时代人均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旅游，老百姓要先考虑的是温饱问题。

　　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推向战略性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阶段，这和全球是同步的也是领先的。其他国家的旅游业确实比我们早发展了，但是中国有强劲的后发优势，起点就很高了，特别是运用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信息工具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出国出境旅游还在第一阶段。尽管人出去了，但是我们很多游客到了国外还不知道怎么旅游，有些游客出去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购物，而没有去欣赏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当然也有一些专门在一个地方慢慢欣赏的人群。我觉得当我们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时，我们旅游业的管理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都会慢慢的成熟和理性起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旅游者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加快旅游业市场化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30年来，中国旅游从增量改革逐步转向存量改革，逐步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旅游市场，面对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作为政府旅游部门，如何借鉴旅游发展的“国际经验”?

　　邵琪伟：从国际上看，旅游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旅游综合立法方面。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现代旅游业始于二战之后，其旅游立法进程与旅游业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法国、西班牙等旅游强国其旅游法律体系都由欧盟的统一法令、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三部分组成，他们的旅游法律既有综合性法律又有大量的单项法规。另据世界旅游组织介绍，旅游法律已成为各国的立法热点，越南、巴西、意大利近年来都出台了新的旅游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旅游法，与我国世界旅游大国的地位身份非常不匹配，同时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矛盾问题都对旅游综合立法提出了需求。

　　在旅游促进方面，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对旅游业的投入一般都纳入国家和地方预算，主要旅游大国赋予旅游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对外宣传推广，有的国家甚至将旅游形象塑造上升到国家整体形象战略中进行考虑。

　　在旅游教育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旅游大国，目前已有1968所旅游院校(系)，但还没有一所像美国康奈尔大学、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这样知名的旅游院校。此外，旅游发达国家旅游教育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职业教育非常发达。目前，中国旅游职业教育出来的学生反而比旅游本科、硕士抢手，好多还没毕业就被旅游企业预定一空，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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