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
如果“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
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并不是舶来品。与此相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代表皇室荣耀的各种物品，无不精雕细刻并且因罕见而稀有昂贵。但奢侈品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品，则时间并不长。与有阶层差异的社会相比，如今的商业社会，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现代具备什么样的特性？《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郑也夫从事理论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知识分子、消费主义问题研究多年。
奢侈品从来都有“区别性”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奢侈品在封建时期，就是贵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并非“区别性物品”，因为他们无须再度证明自己。当奢侈品成为商品之后，则有了划分阶层的含义。这也是一些人把中国奢侈品消费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郑也夫：这么说不准确。皇族一直在以种种手段建立与他人的“区别性”，对某种颜色、器物的垄断，住房建制的硬性规定，等等。炫耀是全人类，乃至全体动物的本能。
社会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初期兴起后，人类企图造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自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反映在消费和奢侈品上，这种区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垄断而更彻底，社会效益更差。在前苏联，有专供高干消费的“小白桦树”商店，中国也同样。其最坏的负作用，就是“VIP方式”不进入公众消费领域，所以公众消费领域的质量低下得一塌糊涂。文化革命期间，高干子弟先是穿上了军装，别人没有，这就是搞“区别性”，后来索性穿上了“将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错，那时因为商品匮乏，炫耀的手段贫乏。但决不是说那时没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个时代也有人去高级餐馆，莫斯科餐厅，人们叫“老莫”，那种炫耀的得意，甚至高过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虽然中国人的炫耀甚嚣尘上，但如果认为只有当今的中国人炫耀，那实在是太肤浅了。只能说，中国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张扬、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正是这些富人们也在引领着奢侈品消费文化？
郑也夫：中国的富人有钱有闲，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领袖。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有一些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他们摆阔、铺张、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
要这些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富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如果中国能完成这一转变，将是社会的巨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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