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Prada的女魔头》也成为风靡话题
2008年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穿Prada的女魔头》也成为风靡话题。有人问洪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时尚女魔头”？洪晃说，魔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以前人家说我是文化人我就高兴，说我是时尚人物我就皱眉头。现在我想开了，我就是时尚人物，但是要做魔头，我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知识。”
“杜拉拉”阶层的梦想
洪晃买到第一个香奈尔包是在1984年。20多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已经不再出身名流阶层。2009年初，洪晃在《ILOOK》杂志上说，“世界是平的，我们的符号是名牌。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洪晃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这些朋友对奢侈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洪晃的妈妈章含之，以及洪晃的大部分朋友，特别是文化人，包括张永和、刘索拉对某一种奢侈品都有特定偏好。张永和喜欢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刘索拉喜欢香奈尔的化妆品，母亲章含之喜欢路易威登鞋。
但这些文化人之外，洪晃还有很多都市中产阶级朋友。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
《杜拉拉升职记》
一本叫做《杜拉拉升职记》的书，生动记录了这群都市阶层。他们被包裹在一种叫做生存法则的东西中，生活中除了职场竞争，就是生活压力和人生困惑。他们不停地打拼和追逐，只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洪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有一个朋友能够告诉你，买ROLEX最好去曼谷，比内地、香港都便宜些。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算出来的，但是真的很精。”
Amanda Ma就是那样“精”的一位。她看重某种奢侈品牌的设计与价格，但购物渠道不是大的购物中心，而是机场免税店、托人代购甚至网络购买，更关注直营店铺的打折信息。“你要知道，购物的愉悦感很快就会过去，我必须得确定它物有所值。” Amanda 说。
至于为什么要拥有它， Amanda认为，在高档写字楼工作，无法回避酒会就像无法回避朝九晚五。为礼服配上的鞋，一定要是Manolo Blahnik或Ferragamo，“你没有一件大牌，写字楼的人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年轻’？”
Amanda感觉自己“被潮流赶着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与这个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铁，穿梭着精致衣着的“杜拉拉”们带着路易威登、香奈尔或是古驰，而北京五道口城铁站的安检机，则为女士们准备了塑料袋。一位安检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每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她们担心安检机的履带弄脏了名牌包。”
Amanda开始想不清楚，“路易威登”算是经典还是随众？
洪晃说，“这是天然的困惑，杜拉拉们与奢侈品有着天然的矛盾。”
奢侈品的概念随时代变化。奢侈品对精致工艺有一种神圣化的追求，这种理想在欧洲从18世纪开始，二战以后逐渐破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手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当机器时代来临，人的手工贬值，人们觉得机器比人做得好，针脚也密，产量也高。”
“杜拉拉”们伴随着工业时代与跨国公司而产生。他们与工艺没有联系，也没有感觉。这时候，他们消费的是创新。洪晃认为，“他不只是看这个手工有多好，重要的是看设计，一个新的款式。奢侈品的设计经典，但也随着生活形势而改变。以前女人的包都很小，现在的包越来越大，是因为女人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放化妆品，甚至一个上网笔记本。”
这是众多奢侈品牌能够在新的环境下持续其魅力的原因。“尽管欣赏工艺不再被人们推崇，但它们确实更为贴切地进入了大众的生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奢侈品的大部分消费者是中产阶层，他们不必要都懂工艺，也买不起顶尖奢侈品，可能买个钱夹、一个包或一条丝巾。这些入门产品，满足了普通人想要体验奢侈的梦想。”
Amanda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No.5香水。她有时候甚至会略微有些骄傲地自嘲，“买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着NO.5香水入睡，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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