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点
林老板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笑容,在经营垃圾分捡回收前,他做过水果生意。在他接手这块地盘时,羊军每月从这个地区只能回收80吨利乐包。据估计,这一地区2009年的目标回收量只有3000吨。
“但不要因此小看广州周边地区的回收量。”林老板为自己的商业计划辩解,光东莞地区一个镇的居民,一天消费利乐包的潜力,甚至就超过城市里的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提供的回收量总和。因为这里工厂密布,气温偏高,工人们的食谱里常年包括利乐包装的牛奶或饮料。
“只要你让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前途,”林老板说,“我会想方设法把回收量提起来。”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类体系,消费者垃圾分类的培养更无从谈起。林老板这样的民间回收大户成为了“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在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缺位的情况下,通过细分价格对回收渠道进行有计划的培养和管理,是羊军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有一个即使在跨国公司的渠道管理者看来也相当精准的管理框架。根据消费“利乐包”的数量,在山东、安徽、上海、广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寻找到林老板这样的总代理,为他们中业绩好的人建立奖励制度:比如一个月,代理收上来的“利乐包”达到20吨,每吨就返利200元。羊军甚至答应,为林老板这样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部分资金周转。
“我们把收购的标准和价格挂钩,收上来的废包分三个级别,分类和清洁做得最好的价格最贵。”羊军说,“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钱相关,回收环节里的每个人都会慢慢发生转变。”
在收上来的废包里,他们对地区代理从当地工厂拿到的边角料开出的收购价格是最低的。“这不奇怪,”郭振齐解释,“我们很多回收代理都和当地的蒙牛、伊利这样的工厂有密切的关系,从那里拿到大量的边角料并不难。”
但回收企业和造纸厂都意识到,能否拿到工厂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若完全依赖于这种关系,则会让双方都面临极大的潜在风险。
“比如,工厂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变主意,将这些废料处理给其他回收商。”相比之下,建立起一个从城市垃圾处理体系中获得“利乐包”的稳定渠道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对牛奶和饮料的消费总会越来越多。因此,羊军和郭振齐不约而同把从铝塑分离技术上得到的那部分赢利,尽量投入到对这部分渠道的建设中去。
“更何况,利乐帮助我们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为了处理工厂废料。”羊军说:“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废包吸纳出来。”
在富阳当地,受到原料蓝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业开始动用“利乐包”造纸的主意。他们的一部分原料来自购买进口废纸中夹带的废弃利乐包,“进口废包是800元一吨,”羊军说,“我们则把收购价格定在1800元一吨。”
除去要负担维护管理回收系统的成本,富伦和鑫宏鹏纸厂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环保,还投资500万元修建了污水处理及循环使用的系统——然而,其他竞争者则未必会如此规范行事。
“现实确实很残酷,”郭振齐说,“在规范和监管缺失的市场环境下,好行为未必会给企业带来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