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乐中国“拾荒”，１０万吨纸包装价值超３.５亿

　　爆发点

　　利乐中国的这两位合作伙伴性格迥异。郭振齐是老师出身,对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论证非常谨慎,要考虑周全才付诸行动;羊军则对新生事物充满热情,天生善于在竞争中寻找差异化手段突围——2000年接手富伦纸厂时,这个日产8吨纸的小工厂得以在该地区400多家纸厂的竞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羊独辟蹊径,靠搜集其他纸厂用来卷牛皮纸成品用的纸管做原料。

　　不过,做事风格截然不同的二人在此时得出同样的结论——铝塑分离生产线对他们的企业扩张极为关键。

　　在没有使用铝塑分离技术时,工厂处理一吨利乐包,除去杂质,可以得到500公斤纸浆、250公斤铝塑筛渣（塑料与铝的混合物）。利乐的纸浆采用长纤维,适合制成优质牛皮纸,在2008年上半年,废弃“利乐包”收购价格是1800元/吨,进口废纸的价格是2900元/吨,富伦纸厂和鑫宏鹏纸厂还有成本优势。

　　但经济危机迅速到来,进口废纸价格降至1200、1300元左右一吨,“利乐包”的回收价格则升到1800元/吨,加上纸制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为解决这个问题,上述两家工厂要在剩余的铝塑筛渣上寻找更多的价格空间。过去,这种混合物最多卖到1200元/吨。在使用铝塑分离技术后,工厂可以继续将其分解为铝和塑料,塑料在市场上可卖到1500元/吨,铝则价格更高,是7300元/吨。

　　仅富伦纸厂而言,每年处理无菌复合纸包装近1万吨,每个月产生约200吨铝塑筛渣。在初期投资500万左右上马铝塑分离生产线后,复合纸包装的再生利用价值提高了约30%,月销售收入增长可达25%。

　　这部分新增赢利空间给了羊和郭二人动力,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急速扩大规模。

　　羊军的计划是在2010年将产能扩大到年产10万吨牛皮纸,郭振齐则收购了几公里外的另外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纸厂,计划将自己的产能提高到4万吨。

　　“铝塑分离技术本身早已存在。”利乐负责利乐环保事务的经理姚特克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卫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乐巴西等公司支持纸包装回收加工厂,能够用等离子技术将纸包装盒中的铝和塑料成分完全分开。“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等离子技术的设备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业对'利乐包’回收量够规模,因此利乐在中国进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实验。”

　　2007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工程师找到了天艺塑胶公司,他们和山东聊城大学的研发小组合作,开发出现在富伦纸厂和鑫宏鹏纸厂使用的半化学半机械的铝塑分离方法。

　　“（铝塑分离设备）总体投入大概需要1500万元,”羊军解释,“利乐在基础设备上对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且,经由他们论证,整个生产过程也是环保的。”

　　利乐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急切寻找性价比高的铝塑分离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循环经济链条上,鲜少见到有为再生产品生产厂家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补贴。

　　在欧洲,以德国的“绿点体系”为代表,其实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由政府提出包装回收要求后,1990年9月28日,来自包装材料和消费品产业的95个公司组成了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包装废物收集利用的环境服务公司”DSD,DSD拥有绿点（green dot）标志。这个组织是与地方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回收利用系统,它根据回收体系和不同材质包装物的回收成本测算,规定加入该体系的消费品制造商为每个包装上缴纳多少费用。交费企业可以在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然后,DSD将这些费用补贴给专业公司负责废包装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国大陆情况最近似的台湾地区,则是在1998年开始,由政府牵头成立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用制造者提供的资源回收管理费去补贴整个资源回收系统的各个成员,比如工厂和拾荒者。

　　2008年8月,中国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个立法意味着中国意识到了日益增长的资源紧缺和环境压力,试图改变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立法要求在企业的生产源头进行控制,提倡绿色设计和制造,并且将废弃物在回收及处理系统进行再利用,使资源重新回到生产领域。

　　“但是现在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只是在有关领域中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说:“有关产品再利用的比例、再利用率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相关行政法规现在还没有出来。”

　　因此,利乐要在中国搞循环经济实验,目前只能靠在产业链条上寻找到更多的利润空间,来确保下游的包装处理企业能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张。

　　“说到底,我们需要靠这部分盈利赶快形成规模优势,”郭振齐在自己的铝塑车间旁总结说,“然后,就能更好地控制利乐包的回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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