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龙”带动宁波海产步入品牌时代
访谈嘉宾:宁波市陆龙兄弟海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苗龙
访谈主持: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应华根
“吃海鲜,到宁波”,是对菜肴挑剔的新老上海人多年美食经验。宁波的海味文化吸引着每一个来宁波的人。而陆龙兄弟则正将这种独特的海味文化高高张扬。它开创的“海产礼包”,它遥遥领先的销售业绩,使得它和雅戈尔、杉杉一样,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宁波的又一张当仁不让的名片。
但很少有人会知道,陆龙兄弟是几个兄弟渔民三十年前创办的。更令人惊奇的是,“陆龙”兄弟合心合力30年仍然不分家。今年8月份,陆龙兄弟的董事长陈苗龙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创业企业家。
兄弟能长期共事已属不易,而致富后还能团结一心的更是难上加难。但令人称奇的是:30年来,“陆龙”兄弟却几乎从没红过脸,一直保持着创业初期的工作激情与和谐关系。尽管该企业资产早已逾亿元,但他们坚持从不分红,将企业盈利所得用于扩大经营,而所有兄弟只拿月度甚至低于其中高层管理员工的“死工资”;生活习惯方面,兄弟几人几乎常年都是每天晚上9点半就寝,清晨5点起即投入工作,这是他们创业30年养成的作息习惯。
渔民是怎样上岸成长为企业家的?陆龙是如何走向行业第一的?兄弟为什么能和睦创业三十年?兄弟背后的小家庭是如何幸福共处30年的?千年宁波海产如何创造陆龙百年?显然每个答案都会是一段传奇。
在9月初的一个周日,陆龙董事长陈苗龙第一次与媒体进行了面对面的长谈。之所以取名“陆龙”,是因为兄弟几个的名字中间都带着一个“龙”。
经历三道大弯
记者:据我们了解,陆龙兄弟从海上起家,在1978年筹了两万元造船出海。那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没完全“割”尽,两万元当时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你们哪来这么多钱?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
陈苗龙:我们是当地第一个私人造船下海的。根本谈不上理想,只是为了生存。在绍兴上虞的老家,地少人多日子苦,我们最苦,家中有9人,总共只有两间房,只能靠海吃海。我们哪有钱,唯一的两间破房能值多少钱?两万元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费了很大周折凑起来的,当时变卖了所有值钱的物件,包括母亲的戒指。借遍亲友,再加上平时苦攒,东凑西凑造起来的。在当时,这是没有选择的路,我们还有一个幼稚的想法,有了船就不用再挤在两间破房子了。
是苦难把兄弟们捆在了一起。那时出外办事或走亲戚,我们兄弟只能有一个出去,为什么呢?不怕你笑话,因为只有一套像样一点的衣服。真正穷到几兄弟共穿一条裤子。当时想着何时大家都能成个家啊?。
没办法,只有到海上去。其实我很不适合漂在海上。兄弟中好几个都晕船,特别是我,难受的厉害。但大家只能咬牙出海。船造好后就沿着东海近海捕渔,装到宁波、温州和福建等地批发出去。
兄弟们常年的海上生活艰辛,但同患难的兄弟情深义重。兄弟间当时的分工各有各的长处,合在一起就比别的船家优势大。
我觉得,大海对人是公平的,只要能吃苦就一定能有活路。
记者:靠海吃海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上岸却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的很多渔民并不能个个成为后来的企业家,要成功上岸转变成企业并不容易。兄弟一起上岸好像更不容易,因为岸上的风险有时比海上更大。这种转折是如何实现的呢?
陈苗龙:上岸确实也很不容易,陆龙是经过三次转折才站稳的。
第一次转机出现在1983年4月。我们兄弟几人沿黄海海滩捕捞黄泥螺,不停寻找好的滩涂。当时发现江苏大丰是东海与黄海交汇处,那里黄泥螺质量上乘口感最佳,而当时都没什么人去捕捞。有了这个稳定的天然滩涂,销路就没再愁过。
做海产品的都知道上海有个全国糟醉大王“邵万生”,这个出自宁波的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号称“糟醉大王”老字号。我们的黄泥螺是自己所见过最好的,拿给“邵万生”怎么样呢?兄弟们的脑子那时已经活络起来,决定试试。在大丰川东港,我就带着腌好的一大杯咸坯黄泥螺上了岸。黄梅时节雨纷纷,从下船到上车我冒雨走了9个小时,我是第一次进上海,人生地不熟,但我的运气好,碰到的几乎都是宁波老乡,经他们指点,几经周折,终于见到“邵万生”的经理助理陈建华。
“邵万生”一看我们的泥螺就知道真是好货,立即就决定包销,并让我自己定价。我哪会定价?考虑当时市场价是每斤5毛,所以我大胆要了6毛一斤。他们爽快答应了。想不到,第二天“邵万生”的陈建华先生跑来说,加到6毛3吧,你太实在了,不能让你们吃亏。就这样确定了长期供货关系。由于上海市场需求量太大,开始向当地渔民收购。发现用船运跟不上需要的速度,就开始租5吨的解放牌卡车运。第一次结货款就拿了8800多块,兄弟们当时很激动,但这钱谁也舍不得花。在晚上还是住5毛一晚的大浴室。
从专业捕渔转变到“邵万生”的供应商后,兄弟之间分工自然也有变化,有专门管运输,有专门管滩涂组织捕捞,有专门管质量检验,而我就专门驻扎上海,负责和“邵万生”等厂家联络。和厂家熟络后常去加工车间,我也全盘知晓了黄泥螺加工的各环节,后来还帮着指导工人怎么改进工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没想到这为以后陆龙自己加工提供了帮助。
记者:陈氏兄弟这时已经由渔民变成了商贩,这是第一个转折。要成为集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现代化企业,需要大的资金投入,还得承担更大风险与责任。兄弟之间如何达成一致,后面两个转折又是怎么完成的呢?
陈苗龙:有些转折很突然很无奈。但我们是很幸运的。而我们兄弟数人能在这么大的转折后仍聚在一起,也得益于当初苦难岁月磨砺出的兄弟情谊,那种互相间的理解、信任和宽容。
第二个弯是1986年,上海爆发甲肝疫情,导致海产品全部禁售。这给我们当头一棒,只好停掉上海的所有生意,全部移到宁波。创业的第一个高潮就这样嘎然而止。我们这时已经挣到很大一笔钱,接下来该用这钱做什么呢?讨论后没有结果,非常迷茫。有一个共识就是先不动这笔钱,一定要等机会兄弟们再合起来做一番事业。
这段时间,兄弟们经济也都宽裕了,即使不再奋斗也能有个好的生活。但这两三年时间里,过了段有钱有闲的日子后,兄弟们总觉得人生少了点什么,必须再找机会做点什么。兄弟中也有尝试过单独开创事业,然而发现单打独斗很难成功,也没有以前的乐趣。这期间我们最痛苦。
到1989年10月左右,宁波有很多店面对外出租。我们觉得不能再放过这个机会,就租了新江桥边人民路6号40平米的门面,字号“兄弟泥螺”,前店后厂。1992年又重新进入上海市场,常年向上海全国土产集团长年供货。这样,我们又回到共同创业的路上。
第三道大弯是1994年。经过7、8年的迷茫和摸索,陆龙终于找到良性发展道路:把重心放到海产品加工和销售上,并拿到宁波市特种许可证,成为首批特种食品许可企业。这个时候,陆龙开始注重宣传和广告,创建品牌,“兄弟泥螺”、“陆龙兄弟”走进宁波千家万户,”陆龙海产礼包”成为宁波的一个文化现象。这次转折后,我们没人再天天扑腾在海里,全都是新的角色:财务采购者、物流运输者、人资管理者、市场管理者、生产管理者等等。没念过多少书没上过什么课的兄弟们,都重新学习。
这三个弯转下来,“陆龙”兄弟身份由渔民、商贩变成企业家、股东。而最大的变化不是身份上的,是兄弟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由最早很单纯的改善生活,转化为为事业、为人生价值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