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龙”带动宁波海产步入品牌时代
访谈嘉宾：宁波市陆龙兄弟海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苗龙
访谈主持：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应华根
“吃海鲜，到宁波”，是对菜肴挑剔的新老上海人多年美食经验。宁波的海味文化吸引着每一个来宁波的人。而陆龙兄弟则正将这种独特的海味文化高高张扬。它开创的“海产礼包”，它遥遥领先的销售业绩，使得它和雅戈尔、杉杉一样，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宁波的又一张当仁不让的名片。
但很少有人会知道，陆龙兄弟是几个兄弟渔民三十年前创办的。更令人惊奇的是，“陆龙”兄弟合心合力30年仍然不分家。今年8月份，陆龙兄弟的董事长陈苗龙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创业企业家。
兄弟能长期共事已属不易，而致富后还能团结一心的更是难上加难。但令人称奇的是：30年来，“陆龙”兄弟却几乎从没红过脸，一直保持着创业初期的工作激情与和谐关系。尽管该企业资产早已逾亿元，但他们坚持从不分红，将企业盈利所得用于扩大经营，而所有兄弟只拿月度甚至低于其中高层管理员工的“死工资”；生活习惯方面，兄弟几人几乎常年都是每天晚上9点半就寝，清晨5点起即投入工作，这是他们创业30年养成的作息习惯。
渔民是怎样上岸成长为企业家的？陆龙是如何走向行业第一的？兄弟为什么能和睦创业三十年？兄弟背后的小家庭是如何幸福共处30年的？千年宁波海产如何创造陆龙百年？显然每个答案都会是一段传奇。
在9月初的一个周日，陆龙董事长陈苗龙第一次与媒体进行了面对面的长谈。之所以取名“陆龙”，是因为兄弟几个的名字中间都带着一个“龙”。
经历三道大弯
记者：据我们了解，陆龙兄弟从海上起家，在1978年筹了两万元造船出海。那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没完全“割”尽，两万元当时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你们哪来这么多钱？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
陈苗龙：我们是当地第一个私人造船下海的。根本谈不上理想，只是为了生存。在绍兴上虞的老家，地少人多日子苦，我们最苦，家中有9人，总共只有两间房，只能靠海吃海。我们哪有钱，唯一的两间破房能值多少钱？两万元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费了很大周折凑起来的，当时变卖了所有值钱的物件，包括母亲的戒指。借遍亲友，再加上平时苦攒，东凑西凑造起来的。在当时，这是没有选择的路，我们还有一个幼稚的想法，有了船就不用再挤在两间破房子了。
是苦难把兄弟们捆在了一起。那时出外办事或走亲戚，我们兄弟只能有一个出去，为什么呢？不怕你笑话，因为只有一套像样一点的衣服。真正穷到几兄弟共穿一条裤子。当时想着何时大家都能成个家啊？。
没办法，只有到海上去。其实我很不适合漂在海上。兄弟中好几个都晕船，特别是我，难受的厉害。但大家只能咬牙出海。船造好后就沿着东海近海捕渔，装到宁波、温州和福建等地批发出去。
兄弟们常年的海上生活艰辛，但同患难的兄弟情深义重。兄弟间当时的分工各有各的长处，合在一起就比别的船家优势大。
我觉得，大海对人是公平的，只要能吃苦就一定能有活路。
记者：靠海吃海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上岸却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的很多渔民并不能个个成为后来的企业家，要成功上岸转变成企业并不容易。兄弟一起上岸好像更不容易，因为岸上的风险有时比海上更大。这种转折是如何实现的呢？
陈苗龙：上岸确实也很不容易，陆龙是经过三次转折才站稳的。
第一次转机出现在1983年4月。我们兄弟几人沿黄海海滩捕捞黄泥螺，不停寻找好的滩涂。当时发现江苏大丰是东海与黄海交汇处，那里黄泥螺质量上乘口感最佳，而当时都没什么人去捕捞。有了这个稳定的天然滩涂，销路就没再愁过。
做海产品的都知道上海有个全国糟醉大王“邵万生”，这个出自宁波的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号称“糟醉大王”老字号。我们的黄泥螺是自己所见过最好的，拿给“邵万生”怎么样呢？兄弟们的脑子那时已经活络起来，决定试试。在大丰川东港，我就带着腌好的一大杯咸坯黄泥螺上了岸。黄梅时节雨纷纷，从下船到上车我冒雨走了9个小时，我是第一次进上海，人生地不熟，但我的运气好，碰到的几乎都是宁波老乡，经他们指点，几经周折，终于见到“邵万生”的经理助理陈建华。
“邵万生”一看我们的泥螺就知道真是好货，立即就决定包销，并让我自己定价。我哪会定价？考虑当时市场价是每斤5毛，所以我大胆要了6毛一斤。他们爽快答应了。想不到，第二天“邵万生”的陈建华先生跑来说，加到6毛3吧，你太实在了，不能让你们吃亏。就这样确定了长期供货关系。由于上海市场需求量太大，开始向当地渔民收购。发现用船运跟不上需要的速度，就开始租5吨的解放牌卡车运。第一次结货款就拿了8800多块，兄弟们当时很激动，但这钱谁也舍不得花。在晚上还是住5毛一晚的大浴室。
从专业捕渔转变到“邵万生”的供应商后，兄弟之间分工自然也有变化，有专门管运输，有专门管滩涂组织捕捞，有专门管质量检验，而我就专门驻扎上海，负责和“邵万生”等厂家联络。和厂家熟络后常去加工车间，我也全盘知晓了黄泥螺加工的各环节，后来还帮着指导工人怎么改进工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没想到这为以后陆龙自己加工提供了帮助。
记者：陈氏兄弟这时已经由渔民变成了商贩，这是第一个转折。要成为集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现代化企业，需要大的资金投入，还得承担更大风险与责任。兄弟之间如何达成一致，后面两个转折又是怎么完成的呢？
陈苗龙：有些转折很突然很无奈。但我们是很幸运的。而我们兄弟数人能在这么大的转折后仍聚在一起，也得益于当初苦难岁月磨砺出的兄弟情谊，那种互相间的理解、信任和宽容。
第二个弯是1986年，上海爆发甲肝疫情，导致海产品全部禁售。这给我们当头一棒，只好停掉上海的所有生意，全部移到宁波。创业的第一个高潮就这样嘎然而止。我们这时已经挣到很大一笔钱，接下来该用这钱做什么呢？讨论后没有结果，非常迷茫。有一个共识就是先不动这笔钱，一定要等机会兄弟们再合起来做一番事业。
这段时间，兄弟们经济也都宽裕了，即使不再奋斗也能有个好的生活。但这两三年时间里，过了段有钱有闲的日子后，兄弟们总觉得人生少了点什么，必须再找机会做点什么。兄弟中也有尝试过单独开创事业，然而发现单打独斗很难成功，也没有以前的乐趣。这期间我们最痛苦。
到1989年10月左右，宁波有很多店面对外出租。我们觉得不能再放过这个机会，就租了新江桥边人民路6号40平米的门面，字号“兄弟泥螺”，前店后厂。1992年又重新进入上海市场，常年向上海全国土产集团长年供货。这样，我们又回到共同创业的路上。
第三道大弯是1994年。经过7、8年的迷茫和摸索，陆龙终于找到良性发展道路：把重心放到海产品加工和销售上，并拿到宁波市特种许可证，成为首批特种食品许可企业。这个时候，陆龙开始注重宣传和广告，创建品牌，“兄弟泥螺”、“陆龙兄弟”走进宁波千家万户，”陆龙海产礼包”成为宁波的一个文化现象。这次转折后，我们没人再天天扑腾在海里，全都是新的角色：财务采购者、物流运输者、人资管理者、市场管理者、生产管理者等等。没念过多少书没上过什么课的兄弟们，都重新学习。
这三个弯转下来，“陆龙”兄弟身份由渔民、商贩变成企业家、股东。而最大的变化不是身份上的，是兄弟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由最早很单纯的改善生活，转化为为事业、为人生价值而努力。
[NextPage]
跨越两次分歧
记者：据外界传言，说“陆龙”兄弟合作三十年几乎没有吵架。这一点最让人惊奇。我们观察到，家族制企业最棘手的是内部分歧，而兄弟合伙制是对分歧容忍度最低的家族管理模式。甚至还有人总结“共江山难共兄弟更难”。“陆龙”兄弟间分歧有什么解决的机制和化解的办法呢？
陈苗龙：即使作为一个“人”，也有思想矛盾的时候。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存异”中能否“求同”，所谓“同”，就是有没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我们也有过分歧，但分歧的有效解决却促进了陆龙一次次质的飞跃。
第一次分歧，是在1998年。因为人民路改造，租用的人民路6号店铺要拆迁。得找新店铺才能有地经营，而新店铺价格奇高。兄弟们认为风险太大，做海产品这么久很累，赚的钱也够用了，不如再等机会或干脆歇息。我当时非常坚持，决定就算一个人也要继续。因为陆龙的兄弟泥螺等产品，有很多忠诚的老客户，就此丢弃于情理不合，刚建立的品牌就会倒掉。如果不做海产品，我们还能做其它的什么更能发挥自我价值呢？于是我自己就先投170多万元拿下海曙区大沙泥街38号新店铺，独立没多久，兄弟们看到我如此坚定，事业又充满希望，感动得又回来聚到一起。
第二次是2004年。我执意买下金港大厦裙楼一、二层5000多平方的店铺，做公司总部和海产品展示中心。这需要一次性投入巨额现金，而且业内没人做如此大规模产品展示中心。兄弟们觉得过于冒险，否决了我的提议。我一时说服不了兄弟，我就找到子女们，把家族会议扩大到下一代。家族的第二代都是接受着或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认同做百年陆龙首先需要做强的是产业基础。这次“家族二代”的专题会后，他们就回去把兄弟们的观点给“教育”和“批评”过来了。
这两次大分歧，让我们的创业理念更趋向一致：不为当下的钱办企业，要为百年基业办企业。陆龙兄弟的家族管理，在这些考验下也固化出一些制度：兄弟间利益分配上从不搞特殊化，无论分工；做任何重大决策前，先考虑股东们是否能够接受和理解；每周召集不少于两次的沟通例会，增加股东们的知情权、决策权。
这些制度能得到执行，主要还因为我们是真正从苦难中挺过来的患难兄弟，分外珍惜目前拥有的亲情和财富，大家已形成默契，自觉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企业风格，坦诚相对、以和为贵。
记者：您的员工告诉我们说，整个宁波老外滩亮的最早的灯、一定是您和您兄弟办公室的灯，也有人告诉我们，说您和您兄弟几乎没有业余时间，说你们似乎不懂生活，不懂企业家的生活？
陈苗龙：首先我认为，企业家的生活应该没有一个统一的样式。生活的标准是什么？是幸福。有人喜欢在动中娱乐，而我钟情于在静中思考，在静中享受。就幸福的层面来讲，我是幸福的。妻贤子孝，兄弟妯娌和睦，儿子是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家里事我几乎不用操心。我很知足。同样，我的兄弟也一样。
其次，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渔民”，只不过是从大海上置换到了“商海”上。一个人骨子里面的东西是没法改变的，“渔民”的勤劳、勤奋、踏实已浸透我们的骨髓，每天四五点早早起床，六点开始工作，九点半就准时回家休息。公司里办公室最早亮灯，一定是我们的。我最喜欢早上六到八点这个时间段，这是人最清醒的时候，工作效率高还方便考虑问题。我的生活观点是，开心的工作就是最好的生活、最愉悦的娱乐。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兄弟活得太累。朋友们有时也跑来跟我讲，你们天天这样累干什么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消费者一提起陆龙兄弟就伸大拇指，就值。
所以，“陆龙”兄弟即使在最艰苦最迷茫的时候也没分家。三十年来，苦一起扛福一起享，而且还没拿什么分红，绝大部分收益都用在滚动发展上。
兄弟们都没什么奢侈消费，很节俭。到现在也是每月从公司领工资生活，严格按公司薪酬制度来的。而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妻眷从不参与公司管理，只有在公司大年除夕夜才出来跟全体员工一起吃年夜饭。妯娌间非常和美。家和万事兴，我们家的女人，也是我们男人的骄傲。
我们都在坚守一个信念并齐心协力的为之努力，那就是“百年陆龙”。
[NextPage]
坚守一个信念
记者：陆龙即将迎来三十年庆，据说将会以感恩为主题。陆龙的感恩，是偶尔的追风潮流还是有特殊的因素？为什么呢？
陈苗龙：感恩在这三十年来，一直是陆龙兄弟最大的愿望。我们是来自海上的渔民，很多技巧花样不懂，人情世故不知，只懂“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陆龙兄弟能有今天，一是政策好，其次是因为遇到了很多好心人。员工好，消费者好，朋友们好。我始终在想，当时有很多比我们条件更好、也更努力的人们，但他们现在的发展并没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一直心怀感激。感恩是陆龙的道德诉求。
最大的感恩是什么？是百年陆龙。用好产品永远为消费者服务，为千年历史的宁波海产品争光，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敬业回报。
我们必须诚信。公司主打的黄泥螺等海产品，有人说很多环节可以不投入或者少投入，因为从外观等方面是观察不出来的，可以节省很多环节与成本。但陆龙没有这么做，我们一直信奉“配方虽无人知，诚心自有天知”。我们的原料、配料以及生产程序必须达到我们最好的要求。也正是有了质量安全、科研和品牌开发上不断投入，陆龙兄弟才能得到消费者和社会今天这样的高度认可。
有个小例子。最早购买金港大厦时，这个高星级酒店很多人认为陆龙作为邻居不合适，卖海产品的不卫生。我很理解，因为在人的习惯思维中小作坊海产品是散乱的、腥臭的。我们承诺会让他们满意，决定用行动改变人们对传统海产品的看法。事实改变了他们的想法，结果在第二次收购金港大厦时，原先的反对声都变成了一片支持声，都觉得陆龙这个邻居最清洁最卫生，最合适最可靠。
给员工提供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海产品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行业，只要条件许可，我们都给他做社会保险。陆龙员工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价值。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很多舟山及东海沿海渔民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30年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渔民供应商我们没有拖欠过一分钱。渔民们供应商的评价是，把货卖给了陆龙等于是把钱存入了银行。慈善事业方面，则尽公司的力量积极参加。前不久专门设立了150万元的“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我们所做的唯一方向，就是打造百年陆龙。以此信念而坚贞不渝。
记者：民企的第二代，其表现通常决定家族企业的未来。对于陆龙的“百年”尤其如此。与你们这一代人不同，陆龙兄弟的子女们几乎都接受过优秀的现代高等教育，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等的保送生、浙江大学的研究生等。才识决定他们将会以另一种视觉看世界。在这种背景下，陆龙这个特殊的家族企业有哪些准备呢？
陈苗龙：我们一直在想，该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呢？我们觉得，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是百年陆龙的基业，让陆龙兄弟的分号遍布大江南北，让陆龙兄弟广受世人尊敬，把宁波这个沿袭千年的海产品发展壮大。眼下最主要的目标是打造百年陆龙。至于留多少钱财，怎么样进行分割，我，我的兄弟们，以及妯娌间和子侄们都不予考虑。
当然到我们老了做不动的时候，总有个交班的问题。这也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子女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基本上也是跟着陆龙这个企业一起成长的，深知父辈们的酸甜苦难。这些在香港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学院深造的，这些被培养成上海交大博士、浙江大学研究生的第二代，我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他们也像父辈们一样质朴、善良。
儿孙必有儿孙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无法给他们做决定的，也不一定非得指定由家族后代的谁谁来掌管。我只希望，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健康的陆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陆龙作为百年老店不断传承下去。
我在想，再过70年，假如在陆龙100年的庆祝宴会上，我们的孩子率领着来自陆龙全国各地分号的人站在我们的那条大船下，敬酒一杯，告诉他们说，看，我们陆龙，就是在1978年的今天，从一条破机帆船开始的。
[NextPage]
采访手记：
诚信和感恩：宁波商帮的“核心品质”
本报记者应华根/文
当汇通天下的晋商的钱庄成为后人瞻仰的景点，当亦贾亦儒的徽商头上的红顶失去往日的光泽随风飘零，而宁波商帮却一直在续写着历史的辉煌。人们不禁会问：是怎样的原动力促使了宁波商帮生生不息呢？
新一代的宁波商帮用他们的崛起作了最有力的回答。他们以新的管理理念经营现代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积累着“企业道德资本”，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与资金关怀。从企业成长的历史过程而言，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现代企业对社会的应有回报，也是继续生存与发展必要的社会支点。
诚信，企业立足之本
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成熟的标志，这一点已经成为业界的一致共识。企业诚信与否则是衡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要素。有些企业制假卖假，或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忽悠消费者；即使拿出其中一部分高调地做慈善事业，这种企业又怎能成为诚信企业？
海产食品业不像某些行业存在一夜暴富。诚信，是它们生存法则。宁波市陆龙海产食品有限公司经营30年以来，一贯秉承诚信至上的原则，坚持“配方虽无人见，诚信自有天知”的企业精神，将小如黄泥螺、红膏蟹糊这样看似“冷门”的、有千年“小作坊式”经营模式的传统产业，率先奇迹般地实现年销售超亿元，产销量、企业规模等经济指标连续20余年位列全行业首位，并在业内独家赢得了“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绿色食品”殊荣。
食品行业里，企业在原料采购、加工等方面偷工减料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为在外观上很难看出破绽。许多海产商为获得更多利润，用低品质酒精腌制食物，与陆龙一直用自己研制的高品质米酒相比，其成本只为陆龙的10分之一。有些人认为陆龙兄弟很傻，但正是这种“傻”，使过去人们探亲访友时拎在手里的补品和烟酒，在不知不觉间已被陆龙海产大礼包所取代；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螺蟹块，因为陆龙海产的存在成为高档酒席必备的冷菜，飘洋过海，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
正如孔子在《大学》中所讲“生财有大道”，“道善则得之”。这个“道”就是市场规律，其核心是道德规范。陆龙兄弟30年的经营，市场风雨的实践，社会变革的锤炼，铸就了它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把诚信渗透在并凝结于企业精神文化的理念之中，成为企业的行为方式和员工的自觉行动。正因为陆龙兄弟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使公司产品的平均销售额占同类产品总销售额的60%以上，市场占有率连续数年雄居榜首。
感恩，企业发展之魂
企业追求利润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忽略，企业必须同时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企业和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割裂与社会的脐带关系，企业将一事无成。因此，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要学会感恩社会，回报社会，这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灵魂。
中国有句古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留下的道德遗产，也是宁波帮留给新宁波帮的商业精神。
在巨型企业云集的宁波，尽管在各类“富豪榜”中都找不到陈苗龙的名字，但是陆龙作为新宁波帮的一份子，将感恩文化融入到企业中去，为新宁波帮的崛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苗龙认为，企业是苗，社会是阳光、空气、土壤，企业成长起来后，有义务感恩社会，回报社会。2004年9月，陆龙兄弟将原计划用于“陆龙兄弟”海产中心开业庆典的2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了宁波慈善总会，建立“陆龙兄弟慈善帮困基金”，定向用于帮困或助学；2007年5月，在第17个“全国助残日”向宁波聋哑学校等5所院校做出捐赠；2007年在30年庆到来之际，又在业内首家设立150万元“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企业家开始纷纷将感恩挂在嘴上，但落实不在行动上的感恩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感恩应该是基于企业家法律责任之上的道义责任，所谓法律责任，是依法纳税、依法保障员工的权益，而道义责任，则是根据企业利益增长而同比增长的员工收益。陆龙兄弟就将关爱员工制度化，为员工提供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福利、薪酬和价值实现的机会，构筑了和谐的劳资关系。
新宁波商帮的思想和风格总在传递着一个朴素的经营理念：得人心者占市场。也正因为以陆龙等新宁波商帮的崛起，使宁波商帮得以薪火相传。
中国品牌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