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激情人生

　　我们联想下边有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专门就是支持这种企业，二年来我们投了有三千万美元，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今天说这个话应该讲不是空口瞎说的。小型科技企业在中关村有成千上万，它们遇到两大难题：第一大难题就是资金。要把这个成果真的变成产品需要钱，银行不借这个钱，钱从哪儿来？必须得有人投这个钱，做好了从中得利，做不好就认栽，这就是风险投资公司。因此风险投资本身实际是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目前风险投资公司不敢投，不敢投的主要原因是投下去以后能否变成钱？赚不赚钱？用他们的行话叫退出，就是怎么退出。在硅谷，在美国或者在日本，甚至在台湾基本上有两个退路，一个是投下去以后，把这个企业逐渐做大上市，上市以后他自然退出；但是在中国目前能上市的科技板市场没有，你要把这个企业上市也得它的主板上市，而主板市场的要求年限都比较高，三年之内肯定上不了市，而风险投资公司等不得，因此不敢投。还有一个是中小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卖给大企业，像这个硅谷，周围有一大批企业如思科、英特尔、HP全是在那儿购买这些成果。而在中国这样的企业还很少。我们下边的两个企业联想和神州数码，这一年多来大概买了六七个这样的企业，但毕竟这样的企业还是很少的。大部分企业因为风险投资的退不出就紧张了。

　　风险投资公司不投，钱从哪儿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说国家投，国家投不行。国家投只是一种支持，是无源之水，投完以后国家再投，就得从财政上不停的拨款，而风险公司投，是有源之水，投完了赚了钱来再投，它是这么一个正向循环。第二风险投资投，它有赚钱的需要，所以他有一系列的考核标准，国家投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是国家投下去容易，投完了以后反而什么也做不好，这是一个难关。另一个难关是管理人才问题。这些科技人员，大学教员还有学生，带着成果出来以后，他只能懂做技术，确实不懂怎么去管企业，缺管理人才、缺CEO。在硅谷因为是一个常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专有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大家反正要求也不高，你给我股份，我努力给你干就行了，然后慢慢就做起来。咱们这儿没有这样的人，因此就成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我们所投的十几个企业里边，我们详细做过分析，成与不成最重要的不是科技成果的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企业管理者，有没有一个好的CEO问题。

　　对于咱们国家目前这是个大问题。它不属于科技部管的问题，不属于教育部管的问题，也不属于科学院的问题。而是两个方面，一是属于股市的，经济类型的问题，二个是属于人才的问题。并且不是科技人才问题，是这两个环节影响了科技变成生产力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在国务院的高度上来统筹考虑它才能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着急，也是在这个地方。觉得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将这个计划制定的时候，都是与科技有关的人，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这儿，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要呼吁的关键。

　　曾涛：这次您去呼吁，您觉得引起重视了吗？

　　柳传志：我觉得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了。前两次提完了以后，我感觉到我提的问题绝对是个问题,所有人都点头，但是最后就没有得到解决。除了刚才讲的国家投入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从几百万到几千万，这样的成果不得了，国家和地方投下去，怎么转化遇到了问题。还有国家大型投入，中央到地方几个亿、几十个亿也许还有上百亿的，科技投入结不出果子来。这个问题就在于国家投下去的时候，要为这个项目本身组织一个国有企业，由这个企业来运作，这里边有问题。第一，企业是完全的一个国有机制的体制，这本身有一定问题，除此以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作为投资人，西方的投资人和中国的投资人在一个重大投资的时候，选企业的时候一定会选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业绩历史说明他们以前做过，有过什么样的成绩你才敢投，你临时组织人，这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脑瓜不灵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组织做的时候一定要付学费的，而这个学费是巨大的，因此这种项目，第一不能直接投给科研单位，必须投给企业，但是要投什么样的企业有选择，一定要让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进行投标，谁中标了谁来做。为什么要招标，国家投一部分钱，企业得出一部分钱，你做出来以后，这个企业得利，国家也得分利，哪个能够对国家好处最大你就出来做，没有业绩历史的想招标都不行，因为这个企业本身就没钱，本来就是个“光脚”的，做坏了又怎么着，所以应该选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来进行这个投标，这时候保险系数就大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做规划方方面面，希望还有一个财务评价体系，不能把这些投入下去的东西规划做完了以后，仅是从社会效益上进行评价，一定还要有非常严格的财务评价，也就是说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卖了多少东西，这些就是所谓财评价。

　　柳传志有着多年的研究所工作经历，在今天企业已经成为科技产品研发的主力军的时候，作为企业家的他，对两种体制下科研现状冷静地做出自己的评价。

　　曾涛：在一开始，就是您觉得进入企业的人是可以的，那么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因为您仍然处在科学院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有没有跟其他的科研人员做过这种交流？

　　柳传志：你指的是非企业的科研人员？在一些看法上，有过交流但不是很多。有一部分研究所，那时候的领导同志还是对企业有看法，就觉得科学院办企业的目的，应该是企业挣了钱回报给研究所，让研究所继续发展。因此，他们始终对企业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看法，说我们帮你们，实际上是为了让你们挣钱的，挣了钱以后呢，回过头来好促进科研，总觉得他们是主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想法还是很强烈的。当时我们比较惭愧的，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方面的投入不够很多，所以我们走了贸工技的路，他就更觉得你们都是做贸易赚钱，你们已经偏离了科学院的这个轨道了。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说，当我们企业一年有八个亿的科技投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也是科技的主力军，这时候就会好一点。

　　曾涛：我觉得在您身上看到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务实，这是不是企业带给您的一个非常大的，和科研院所里面不同的一个特点？
　　柳传志：对，应该这么说。务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企业本身你要活命，你稍微说点空话你就活不了命了。我从研究所出来办企业，第一件事儿，我得把我们这些人的工资得挣回来呀。原来是所里面发的，现在你得挣了钱交给所里，所里好象再返回给你，它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挣钱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过程。联想在刚一开始办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就叫做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是因为我们都从所里来的这些研究人员，习惯于这件事情做了一半儿，没做好以后，或者遇到各种困难以后，就说我再做下一件事情吧，中间这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大家就都理解就过去了。企业里面不行，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钱挣回来了吗？你解决不了问题，下个月你工资拿什么发，下边怎么做，因此就强逼着大家定了一条，你别跟我说中间的那些过程，你事儿做成没做成？做成了咱们再说过程，再说功劳，要不然只有功劳不讲苦劳，就变成这样，这对科技人员的观念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变。

　　曾涛：让自己真正的能力和实力来说话。柳总我觉得，在您刚才讲到这个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实际上，在讲到企业家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去发展的时候，可能您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包括刚刚别人对您个人的误解也好，包括对整个企业的一种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也好，那么所有这些都需要您最终拿出成绩来证明，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是你一直以来能够顶着各种压力，承受各种压力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动因呢？

　　柳传志：是这样。我们刚一开始办企业的时候，无非是想实现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到了86、87年以后，因为科学院里边逐渐提出来一院两制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科学院投入的企业，就是所有利润应该上交，我每年可都交利润。但得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做这个事儿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年轻同事也许比我更现实，而我们那些创业者是有这个要求的。当时说这是国家的科技改革的道路，我们的周院长也经常对我们的讲理想、讲抱负，对我是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觉得我们好象有一种责任，当联想逐渐的做大了以后，我们更觉得自己肩上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感觉本身，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今天我们下边年轻同事，已经都来接班了，你说他们有多少联想的股份？有，没有绝对不行，但是比例呢绝没有重到了如今要吃这么重压力的时候，但是必须让他们明白责任，这时候仅仅是为把联想事业做好的这个责任，也许都不足以让他们有这么高的要求，因此企业的远景就需要有更高的这种责任的要求。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实际上中国历史到现在，这150多年也就现在这一段才有腾飞的可能。

柳传志简历

    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

　　1961—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1967—1968年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

　　1968—1970年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

　　1970—1983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1983—1984年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1984年至2002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2002年至今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