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与中国宏观政策的应对

　　现在在WTO多边框架之下，我们不能进行多边措施，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让自己的货币贬值的措施。实际上我认为，货币方面的政策会让问题变得更加长期，但是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也来分担一下这个问题解决当中的一些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刚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银行系统存在过量地流动性，包括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这些银行现在不愿意向处于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发放信贷，这是一个问题。银行手中的信用会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这可能就会给中国增加通胀的压力。这样对中国的经济调控也会增加难度。

   　今年我们遇到的情形很不寻常，全世界的通胀来源，包括全球的基本产品，包括食品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就像之前发言者说到的那样，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怎么做呢？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原油和食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一些传统的降低通胀的方法都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也就是解决方案会更加糟糕。那些国家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解决起来会有更大的难度，如果他们保持他们现在通胀的目标的话。他们现在采取了措施，不会特别影响通胀的继续增长，同时却会带来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中国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继续过去几年所讨论的重组的问题，更多的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出口来推动增长。尤其是对资源密集型的“两高一资”的出口，转向其他类型的出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要关注比如创造就业的问题。因为每年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大军，因此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拿出来之后，把他们注入到哪些领域，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当中不仅有货币的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收方面的考虑和讨论。

　　最后，大家也谈到金融体系的改革，有很多都是来自于西方的银行方面的见地。我想他们在管理风险方面的信誉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目前出现了这些危机。因此，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机会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金融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现在这个问题重复发生。我想，我们全球金融机构需要进行一个共同的讨论，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谢谢。

　　[刘鹤]:非常感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下面有请第三位演讲嘉宾是丹尼·皮尔逊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通过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丹尼·皮尔逊]:上午好。我首先声明，今天我演讲的观点，不代表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或者任何美国政府机构。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对于目前的金融问题的一部分应对方法继续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我想简单谈一谈过去的一些改革，再谈一下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机遇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景，最后我再谈一谈现在美国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我们这个委员会所作出的评估。

　　在过去的改革当中，我认为有三方面：一个是产品市场改革；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改革，还有资本市场改革。1978年，基本上所有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控制的，2005年，96%的产品已经由市场决定了。国企占78%的工业生产总值。现在这个比例只占30%了，在劳动力方面，改革开始的时候，农村从业人口占劳动力比重是70%，现在只有40%，当时国有企业占城市从业人员的80%，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5%。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生产力更高行业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速，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但是随着资本市场改革，中国的资本的市值现在已经居世界第四了，大概达到了三万亿美元。

　　大家看一下，中国的“金融深度”在2006年已经超过了300%；我认为“金融深度”的定义就是“（银行存款+债券+股权）国内生产总值”，这同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相当了。实际上有些国家是400%，比较高一些，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还是比较发达的。

　　第二，资本市场改革仍然有很大的余地。利率仍被国家控制，不能准确反映资金供需情况，还有国企，有很高比润的利润留成，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比如他们的留成用来建另外一个钢铁工厂，而不是最佳的进行投资。

　　2007年，根据世行调查，发现更有效的使用国企的利润留成将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五个百分点，不会影响总产出的值。也就是说，如果5%的GDP被浪费了，这对于整个中国经济不会带来很好的影响。同时经济学家也发现，中国储蓄额当中的35%到40%存入了非正规部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钱都找不着了，而是说这些钱进入了一些非正式的金融部门，不能够使金融体系把这些钱以最佳、有效的方式进行投资。

　　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改进的余地。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有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国家的制度框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推动法制和加强经济自由度的制度框架。这方面的制度框架包括保护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商业合同法、有效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和透明度和最少的官僚控制，这些都有助于反腐。

　　多年以来，中国的一个目标，我们都认为，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深化政策改革，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发挥其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将有可能赶上OECD成员国。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将会在很多领域里赶上发达国家。

　　（图表一）当中垂直的是人均GDP，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是OECD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增长方面主要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支撑它的人均GDP。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增长较快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你用现有的技术来提高增长率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加强制度建设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制度建设越好，这种融合的可性越大。

  　最后一点，目前经济放缓对于我们的委员会来说是十分关切的一个内容。现在我们的委员会确定国内的产业是否受到反倾销案例的损害，这个图表（图表二）说明1980年以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左边的竖格是中国向美国进口的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比例，在1992年、1998年、2001年美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比例非常高，因为那时候我们进入经济衰退期。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例，当中只有1%受到反倾销的调查。而且，它只限于非常有限的一些领域里。因此，我们认为相关的反倾销的调查并不是特别显著。它并不能够反映我们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关系。它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和谐经贸关系。我想美国同其他国家这些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都是同样进行的。谢谢各位。

　　[刘鹤]:感谢丹尼·皮尔逊先生。第四位发言者是樊纲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樊纲]:谢谢主席先生。在讨论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影响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通常我们说到这个影响，往往是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负面影响。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已经谈到，影响会从两个方面产生，一个渠道是贸易；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美国经济下降，特别是消费如果下滑的话，对中国的出口显然会有影响。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但是，这种下滑在一定意义上是过去几年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的结果。过去希望达到的效果，如货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等，都是为了为了减少贸易顺差，特别是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减少大部分是因政策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

　　第二，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现在降到20%以下，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对欧盟地区的出口在增长，由于美元快速贬值导致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关心”，反倒在一定时期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对亚太地区的出口，现在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这部分也在增长，而亚太地区的经济总体来说，还是处在健康增长的过程当中。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海湾国家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出口仍然在比较大规模的增长。因此，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基本的稳定，从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本身应该说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已经提到的，资金这个渠道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在2008年，甚至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资本流入反而会增长，而不会减少。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加速贬值，而美国利率在加速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投机的预期在增长。第二个渠道就是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提到的，尽管现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了信贷萎缩，出现了资金紧缺的问题，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包括石油、美元等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而当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资金寻求新的增长机会的市场。

　　因此我们在分析次贷危机影响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因为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的经济政策来说，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仍然是防止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存在信贷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能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何控制流动性增长，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给定通货膨胀率，我们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仍然要保持一种紧缩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方面，我们确实也要看到，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强，美国次贷危机究竟会到什么深度，对世界各个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除了对我们直接影响，对世界各国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还说不清楚。特别是总的来讲我们自己还需要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及时注意观察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相继抉择，及时根据变化，对我们的政策进行调整。这里我特别讲到两个政策：

　　第一，是关于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导致的，由于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外部因素导致。这种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收入型的价格上涨不是国内需求所决定的，相反因为，价格上涨了可能要占用更多的货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还要注意到，由这种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需求，如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第二，关于汇率政策，现在有一种说法，由于现在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因素在增大，由于资本流入量在增大，我们是不是要一次性的大幅度提高汇率，这样来打消投机的因素，减少这方面的资金流入。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防止更大规模的投机。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元会贬值多少，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利率会降低多少，现在我们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又会来，要求我们做更大的调整。这两次大的冲击，不仅对现在中国的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而且在几次大的冲击之间产生大的投机，往往比比较稳定的汇率调整政策当中发生的投机，对经济的破坏率还要大。这是我们要防范的。

　　谢谢。

   　[刘鹤]:下面请史蒂芬·罗奇先生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全球挑战。

　　[摩根史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非常感谢。我很高兴能够回来参加这次的发展论坛。我相信，这个论坛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论坛之一，我每年都看到这个论坛都谈论很多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我非常同意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提到的观点，就是关于“脱钩”的理论。还有关于他对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分析。

　　在这个观点之上，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非常相信中国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它在全球经济利益的分享，也受到现在全球危机的影响。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全球的经济气候导致了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今天的讲话来谈一谈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在这样的危机中，我们能够从过去以及现在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一些怎样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方案。我相信，有三个原因可以让我们觉得比较乐观：

　　第一个原因，政策方面的措施非常有利、有效。这也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持续的政策导向，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继续加强，比如加息这样的政策工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央行已经增加了三次利息。

　　第二个原因，美联储为整个资本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大家也知道，可以通过有一些央行的政策，包括美联储的贴现窗口的政策，为一些私有的企业提供进一步的资金供应。

　　第三个原因，有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贝尔斯通，大家如果看一下过去的变化，实际上它的表现一直都是受到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比如说1974年的情况，还有1984年洲际银行还有其他银行，在长线资本方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危机是不是都结束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刚才同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的观点。而且在我看来，我们实际上是在开始的结束，而不是在结束的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在这方面，第一点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在过去经历的泡沫，实际上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还要严重。

　　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延伸产品的合同增长方面，2007年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比如说达到了560多万亿美元，在过去的两年中，就有这么一个高的数字，所以是很难想象的。第二点，就是在信贷这方面的泡沫。这个泡沫也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受到了信贷危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个对于这种房贷，对于资产持有的依赖，也使得美国经济受到了影响。目前在这块的投入，比美国本身在资本方面的供给要大得多，这会使美国可能在近期进入一个比较轻微的衰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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