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性格局限
李东生表面看是一个和蔼的人。不容否认,西装革履的他,举手投足间透露着儒将风范。
但他的骨子里,埋藏更多的是固执。曾经有不少人反对TCL国际化的贸然出击,李东生并没有把忠言听进去,而是我行我素,一年内仓促完成两大收购。即使亏得一塌糊涂,他依然不承认自已的国际化失败。
李东生谙熟曾国藩的“治人术”,却无法管理好自己,这就是他的性格悲剧。
自我主义的代价
其实,汤姆逊当时已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公司,特别是它的彩电业务,亏损严重。而且彩电在欧洲属于夕阳产业,不仅利润微薄,行业人才缺乏十分严重,年轻人都不愿从事这个行业。阿尔卡特的手机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一年亏损8000万欧元。
李东生选择这样的并购对象,确实值得商榷。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固然重要,但TCL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切。
对汤姆逊的并购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当时,TCL聘请了摩根斯坦利为投资顾问,波士顿为咨询顾问,摩根斯坦利对这一并购持中性看法,而波士顿则持反对意见。波士顿的专家尖锐指出,并购之前,公司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图,仔细分析市场的走势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不必去并购老的公司或者技术过时的公司。李东生不幸被言中。
在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之前,作为TCL彩电元老级人物的胡秋生一直跟着李东生与汤姆逊进行并购谈判。据称,签下的合同对TCL非常不利,而胡秋生当时就已经看出来,并奉劝李东生不要签这个协议。然而李东生不但执意签署,更在成立TTE后临阵换将,任命赵忠尧为TTE执行总裁。
2005年10月,TTE的巨亏让TCL难以支撑。这个时候,李东生才又请胡秋生出任TTE的执行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然而此时的TTE已经积重难返了。
李东生偏执地认为,汤姆逊项目对于TCL国际化进程是个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欧美高端市场推出一个新品牌非常艰难,而收购是中国家电业打破贸易壁垒的一条捷径。2004年1月,李东生发表了题为《决战决胜建立全球化的TCL》的演讲,他武断地表示,如果TCL这次不做,将会错失时机!
别人要卖掉的公司,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李东生不应该想不到。但TCL终究是李东生一人说了算。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育琨曾指出,“在为数不多的董事会全体会议中,常有外部董事请假。这样的董事会,无疑为贯彻TCL管理层战略决策提供了便利。与武装到牙齿的跨国公司竞争,不落下风才怪!”
TCL并购汤姆逊,虽然提前圆了TCL全球彩电霸主的梦,但它也成了压在其肩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不过,李东生依然固执地认为,现在言败为时过早,TCL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一财经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李东生面对的不仅是欧美市场的不景气,国内市场也是他头疼的地方。内外失守,TCL的局势前所未有的严峻。TCL的两大支柱产业——彩电和手机,无一不在经受痛苦的煎熬。虽然彩电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但并不代表拥有很强的实力。手机也是如此,高端上技术不行,而低端手机根本竞争不过诺基亚等对手。
现在的李东生,如临深渊。
能否“重生”?
李东生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他崇拜毛泽东,对他的战略战术有研究,在国际化上还借鉴过毛主席的“持久战”;他对《曾国藩家书》也颇有研究,读得连书页都打卷;韦尔奇的著作基本上在李东生的书架上都能找得到。
“左手曾国藩,右手韦尔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业界,李东生有曾国藩与韦尔奇融合体之誉。
曾国藩组建湘军,屡战屡败,几度欲自杀,最后却能平定太平天国。他曾著有《冰鉴》一书,其“治人术”的核心是: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从曾国藩身上,李东生学到了一些,比如在用人上,在TCL内部,虽然存在多方势力,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互相牵制。很多时候,他保持了儒将风范,对杨伟强的电脑之败,严勇的经验之缺,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当然,万明坚例外,他功高震主,最后逃不过“杯酒释兵权”。
但李东生终究不是完人,并没有学到曾国藩的精髓,或者说学到了却用不出来。TCL的一名员工透露,“李东生与前妻离婚后,娶了一家公关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而这家公关公司一直是为TCL做公关,包括广告投放。李一边讲企业不能有裙带关系,一边又把TCL的公关和广告业务交给他老婆的公司,还冠冕堂皇地让他老婆的公司在深圳的TCL大厦里办公,带头把TCL变成了‘夫妻店’。”
这样做怎能服人?不管是否给了对方好处,其做法极易让人产生联想。
一位内部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更令人产生联想的是,有一年TCL竟然一掷巨资4千万元赞助高尔夫球赛。当员工疑惑在天涯海角举办的这场巨款赞助的富人赛事,对TCL究竟有什么好处时,有2条是明摆着的:一是以李东生为首的TCL高层对挥杆都颇有嗜好,以晒得黝黑的皮肤为傲;另一条是国际市场的潜规则还在走,4千万赞助的好处费该有多少?
近年,TCL“山头主义”和“诸侯割据”现象严重,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而使得各部门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符国赖称,在TCL集团内部,各层领导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如果有人意见与上司相左,轻则遭到痛骂,重则打包走人。所以,即使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没有人指出来。
李东生对这件事早就看在眼里,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完成业绩,其他的事就不管了。结果袁派、胡派、万派、赵派、史派,各居一方,谁也不服谁,想撤谁就撤谁,想换谁就换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06年6月,李东生在《鹰的重生》中自我反思,并决心重塑人格。他这样写道:“在以往的企业管理中,我更多地强调感性和人性的一面。真要处理一个不称职的企业主管,往往撕不下这张脸……但现在企业到了生死关头,不称职就下岗,坚决而清楚地处理。”
他是第一次主动公开“认错”,揭露自己的性格弱点,并对小利益团体和不负责的人予以猛烈抨击。但这篇文章内容空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TCL所面临的问题。
古人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年届五十整的李东生,从2次走上“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红地毯,到TCL国际化折戟;从企业改革的当红明星,到如今成为“最差老板”,其职业生涯之迭宕,令人叹为观止。职业经理人的“天命”在于通晓经济规律,熟稔企业管理,驾驭市场竞争,缔造公司文化。年届五旬的李东生知“天命”了吗?
人们有理由发问:李东生还能统率TCL这个庞大军团杀出一条生路吗?李东生还能对成千上万的TCL投资者交出满意的答卷吗?但愿李东生能经受得起资本和市场的考验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