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所言,当三井物产业务部门遇到某个投资项目时,在进行分析判断后,便会拉上财团所属企业对口部门主管和职能部门的同事一起进行一年左右的考察调研。考察结束后,根据考察报告,报三井物产所属部门部长,部长就有权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三井物产一般会邀请财团所属企业共同投资,如被邀请的某企业不愿意参与该项目也没有关系,反正财团的成员单位众多,总有成员单位对已考察项目感兴趣的。甚至,三井也会邀请其他财团的企业加入项目,这种倾向现在已经相当普遍。当然,也有三井物产单独投资的。
因此,在三井物产,不存在对财团所属企业进行强制管控,因为这样做根本没必要。作为三井物产本身,一方面是财团所属其他企业的股东,一方面又拥有对这些企业上下游资源的控制,大家是靠一种供求关系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三井物产又何必让别人事事听命于它?
白益民介绍,三井物产的员工从来都把东芝、新日铁等当成自己的客人、客户,绝不会把它们当下属企业的。而这,也正是三井物产社长上岛重二在回答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关于三井有哪些下属企业的问题时含糊其词的原因。
商社和财团产生的必然性
为什么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这种企业形态产生于日本?白益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透视:
从日本政府的立场看:对外,商社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日本实施海外扩张战略:一方面获取资源,一方面获得市场;对内,也有利于社会建立良性的市场经济秩序。
从日本企业的立场看: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形成了日本人天然的危机意识。加入以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有利于企业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在经营上财团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抱团求生有利于企业保留人才和技术,等待宏观经济回暖后,发挥规模优势,迅速捕捉商机,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
显然,日本财团是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商业组织形式,这与日本文化中的共生共荣思想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此外,日本自古就有以商兴国的传统,特别在二战之后,贸易立国甚至成为日本的国策,杰出的商人在日本被誉为“商魂”、“国宝”。长此以往,商社以及其财团所属企业就成为了日本经济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商社也就是日本微观经济的操盘手。既然政商双方都对商社这种商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高度共识,商社在日本的快速发展就不难想像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政商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状态。日本政府的重大国策多咨询于财团,而非院校学者,财团领袖成为内阁高级顾问是常事。战后初期,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的家庭成员和大管家都曾担任过首相、大臣。三井历史上也曾被称为“政商三井”。
这种政商关系如何形成?抛开上述大道理,白益民提供的一个解读视角别具意味:日本的政商名流大都毕业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同学或校友关系自然有利于政商之间建立无缝隙人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