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管批判：经营管控，需要正本清源

　　八、“洁身自好”VS“宏扬正气”

　　唐初，魏征敢于直言，唐太宗善于采纳良言，所以才有了贞治之治，那个时代人才辈出，国家兴盛，百姓安居乐业。有感于此，贵为一朝天子，唐太宗在魏征去逝时，哭道：“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帽；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正是因为如此，他把老百姓比作水，悟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在一个普通的组织里，尤其是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大部分人能够做到洁身自好，已经很不错了。但对于一个追求卓越的企业组织来说，仅仅做到洁身自好，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洁身自好与明哲保身没有什么两样，不能开创什么大的格局。

　　因此，我认为，在一个好的组织里，一定要敢于广开言路，善于采纳建议，而不要采取封闭镇压或粗暴的手法来管理企业。不管你的企业有多大，不管你的才能有多强，一定要听进进忠言，一定要自觉为组织成员谋福利，一定要与不利于组织发展的人和事作斗争，建立公平公正的组织环境。

　　九、“独裁集权”VS“有效授权”

　　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分工理论，而泰勒又总结提炼出了科学管理理，然后又有众多管理学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随着管理理论的丰富和现代管理工具不断得到运用，集权独裁已经应该进入灰尘之中，退出历史舞台。

　　企业的治理，远比国家治理要容易。但是，在国内企业里，有时感觉到，治理一个企业，比治理一个国家还难，同样让人心疲力竭，譬如这几年不断有企业家过劳死的事情发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独裁武断的领导却并不少见。只迷信经验，迷信自己的历史，进而只相信自己的直觉，事必躬亲，而不相信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独裁集权的结果是，武大郎开店，高我者莫用，总相信自己是包打天下的全能冠军，而且不相信别人，不愿意给予指导，而不清楚自己精力有限，往往是所有文件都堆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继而积劳成疾，无法享受到生活和工作的快乐。古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诸葛亮，尽管有诸多妙计，结果仍然是病逝五丈原，含恨而终。

　　最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有一期“通往智慧CEO”的专题策划，讲到了很多总裁如马云、唐骏、王志东等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经验，无疑为那些疲于奔命的企业老板和CEO们、主管们提供了生动的样板，原来工作和生活可以这样协调。他们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除了他们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以及专业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善于授权管理，让团队成员都担起责任来。

　　十、“良心道德”VS“体系机制”

　　企业组织由于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单位，它必然要直接与经济利益打交道。在采购、财务、销售、人力资源、行政等各个领域，都有可能存在黑金的现象。对于这些企业运行过程必然会存在又不得不面对的“跑、漏、滴”环节，我们是否应该凭个人的良心道德来进行约束呢？

　　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企业内部制定各项制度时，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在执行和流程上，又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口。那么，我们该如何让体系和机制起到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本文开头的湖南郴州案，里面讲到了原来的公安局长，他一个人独力与强大的贪污体系抗争时种种艰难。笔者行文时也透着对郴州市原公安局长的言行持着赞誉，里面也讲到群众不断向上级部门信访的事实。我不禁深思，堂堂一个市的公安局长尚且不能肃清吏治，而群众的呼声，为什么又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谁又给了他们这种只手遮天的权利？“公、检、法”三条线应该各行其责，同时也要对地方行政长官和党委等构成机制约束和法律限制，而不能仅仅靠人大代表来监督。

　　相对来说，国家机构的管理，有警察、军队、法庭等强大的暴力机器做后盾，企业的管理却只能靠制度和资源分配权来进行约束，然后就是国家法律法规做最后保证。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同样也不能有绝对的信任，只能是有限的信任。

　　因此，我认为，加强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审计制度，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仍然是企业通往现代法人治理和科学管控的必然途径。一个现代企业，肯定不会仅仅靠人的良心道德来运行，也不会相信人的良心道德。正如法官在法庭上要求原告、被告、证人用客观的事实和数据说话，要能够相互证明其成立，而不能仅仅依靠推理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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