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任正非的挑战――自组织性
我很庆幸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和任正非交流。
“我们了解了不均衡性和初始敏感性，下面我们了解以下复杂的第三个特性，就是自组织性。”
“嗯，尽可能详细一点！”任正非盯着手里的材料。
“自组织性，它是指在复杂系统中，系统中的某些特征或要素不会依赖于外界的环境，会自动组织起来，不断地扩张，不断地发展。就像华为集团其实它是活得生物体。
您和其他高管层只是在努力影响它，但它又有自己的个性，规律，除非你用大规模的变革去破坏它的状态，但它又会因此转到另一种个性和规律。
一句话，您能影响它，甚至改变它，但首先它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您的努力只是外力。”
“是吗，为什么？”他一旦失去控制谈话的主导权，就有些急躁。
对自组织性的理解
自组织性就意味着复杂就像癌症细胞，就像SARS的流行一样，它会自己慢慢地传播开来。它不依据于管理者、当局者的控制，它不依据于我们施
加于这个系统的力量，它的传播有它自己特定的一些规律。
当然它会有一些内部源头机制，一棵树会长成它自己的基因想让它长成的样子。而令我们惊讶的是，自然社会，蚂蚁群落，一个事件，谣言的传播，企业文化的形成，塞车，一种产品的流行等等都有着它们的内部源头机制，就像这些系统是活得一样，你也可以认为它们有自己的基因，有自己的性格。为了简化我们把所有的内部源头机制统称为源规则，对于复杂系统，源规则往往有若干个组合而成，基本保持动态中的平衡。
因为自组织就是在一个源头的规则上慢慢长起来的，就像一个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你会明白官僚作风，贪污腐败它都是在该种政体之上自动生成，你不可能超越这种政体的特征去消灭它，你要么酷刑治国（临时解和事后解），要么走民主之路，就像一个企业的衰败会源于它的文化（领导者和决策因素是初始敏感性因素），真正的治理一定来自改造这种文化。
“那么，中国屡禁不止的传销是否也是因为自组织呢？”他惊讶地看着我。的确，自组织理论给人的冲击是可怕的，它揭示了一种藏在宿命背后的阴暗真相。
“没错，传销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如此剧烈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自组织形态一旦结合中国这样的基层文化体系，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复杂程度会远远超过美国等地，而这种复杂背后，结合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立即产生了太多的经济诈骗和被拖下水的亲戚朋友。
蚂蚁遇到了交通阻塞会怎么办呢？它们怎么自组织交通体系——答案是它们会迫使挡路者寻找另一条路径，沿着比自己有更重要任务的蚂蚁让路，这就是它们解决阻塞问题的规则。许多科学家想要借助观察蚂蚁等自然系统如何解决阻塞问题，发展新的算法来设计电脑系统，避免出现过度堵塞的网络。”
“同时你也必须了解企业文化其实也是自动生成、高度复杂化的，因此如何剖析，如何从纷乱中洞察原有企业文化建立的根源性因素，并想办法破坏它，重塑企业文化的核心。
我认为在华为集团的历史上，几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对现在华为集团的企业文化起到了根本性的铺垫。尤其是1996年那一次。”我讲到这里，这个坚强的人也皱起了眉头，显然那次变革留给他的东西是很沉重的。
从源头上克服自组织性——发展转型期的新老接替
1996年1月，华为集团发生了一件被内部人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市场部集体辞职。当时，华为集团市场部所有正职干部，都要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述职报告，一份为辞职报告，采取竞聘方式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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