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波：游离于传媒和公众视线的亿万富翁

　　狭路相逢智者胜

　　在经理出国的3个月期间，王桂波硬是将西装厂弄了起来。

　　设备很简单，自己是做缝纫机销售的，弄几台机器算是凑合；没有人员，就去招聘，当时诸城有一大批做服装加工的熟练工人；没有技术，就去学，到青岛买来的成品西服就是最好的老师。

　　凭着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王桂波用最短的时间搭起了一套草台班子。但设想中大秤分金，大碗分银的好日子并没有出现。西服是照猫画虎做出来了，质量也不错，但就是卖不过看上去并不怎么样的中山装。

　　市场打不开，王桂波急得焦头烂额，而闲言闲语开始甚嚣尘上。王桂波急了，让公司员工每人穿一套西装在诸城的大街小巷闲走，算是做活动人体广告，但仍然收效甚微。

　　但挫折并不能阻止王桂波向上生长。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只要嗅到一丝春天的气息，就会勇敢而葱绿地冒出头来，并且从此再无可阻挡。

　　机会说来就来。时值青岛铁路局给职工换制服，想找一家服装加工厂合作。王桂波偶然得到这个消息，立即风风火火赶到青岛，给铁路局的领导说你们的服装我可以做。对方一看小伙子很憨厚，就说先看看厂子和设备，王桂波说没问题，一个星期以后来吧。

　　当时王桂波所谓的西装厂就是一间库房，“七八个人两三条枪”，离对方的要求相差太远。胸脯拍了，牛也吹了，王桂波心里急得像火烧，脸上却不动声色。

　　一回到诸城，王桂波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忙活。首先是场地，当时劳动服务公司有一层楼，本来是用来搞培训的，王桂波磨破了嘴皮总算说动领导借了过来；然后是设备，通过他以前的关系，向缝纫机厂赊了50万元100多台设备(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小有规模了)；只有人员不好办，一时半会找不到人，硬找来凑数，又容易露马脚。当铁路局的人来“参观”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王桂波灵机一动，说周末工人休班。对方一看，厂子漂亮，设备也新，很满意，就把订单给了他们。一共6万套。

　　首战大捷，王桂波高兴得孩子般手舞足蹈，豪爽地自掏腰包请几个兄弟到馆子大大地撮了一顿，当月的工资就没了。

　　制服的款式和布料都由铁路局提供，王桂波只是加工。一帮人从来没做过西服，王桂波便带着大家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他到青岛买来几套好的西装，给工人说你能不能做出这种样子？领口和扣子能不能这样做？这个版型是不是更适合咱北方人？就这样弄了一个多月，出来的服装就比较像样了。

　　这样做了1年，每套28元的加工费，6万套就是130万的业务。赚来的钱不但还清了设备欠款，还新添了新的机器，西服厂真正像模像样地立了起来。

　　1995年春天，做完了铁路局的服装，王桂波又无事可做了。生产了几百套西装在市场上销售，就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牌子。先是租用了别的厂家的一个品牌，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后来用过一个星王的牌子，又觉得不够响亮。于是到北京的工商总局去注册，想了200多个名字，最后还是觉得新郎这个名字好记、又喜庆，就决定用它。

　　那几年正是西装非常火的时候，南方的雅戈尔、杉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商家往往提着钱到厂里排队提货。王桂波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并迅速付诸行动，既“起了个大早”，又“赶了个早集”。

　　王桂波整顿好披挂，正要拍马上阵，却发现账上没钱了。赚来的钱都被他投到添加设备上去了。找银行贷款，对方根本不把王桂波放在眼里。王桂波倔脾气一上来，回到厂里就向工人宣布政策：每人集资8000元，到了年底，可以分利息，临时工可以转成公司的正式工。在当时，人们还非常在乎正式工的身份，王桂波这一说，大家立即呼啦啦地抱了钱来(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感动了大家)。王桂波一统计，居然有60多万元。花了20多万装了一个店面，这是展示企业产品的窗口；又花了20多万元买设备，剩下的钱就又不多了。

　　王桂波一琢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闷着头卖东西了。酒香还怕巷子深，得吆喝。当时正在举行国际模特大赛，看到中国选手陈娟红很有夺冠的实力，王桂波就去找到陈娟红，让她做新郎的形象代言人，说好代言费5000元。后来陈娟红果然一举夺得大赛的冠军。拍完广告，王桂波的账上只剩下不到9000元的流动资金了。电视台投放要钱，没办法，只好“死皮赖脸”向父亲借了1万多元钱，又动员其他几个骨干分别向家里人借了钱，凑了4万元在诸城电视台投放了1个月。那时候，企业给产品做广告并不多见，每天晚上诸城电视台50次高密度的广告轰炸，让诸城人一下子记住了新郎西服。

　　那时产品还没有上市，王桂波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有意识地调动起市场的饥饿感。一个月后，新郎西服姗姗上市，货一上柜立即被性急的消费者抢购一空。新郎西服一炮打响。当年产销10万套西装，利润100多万元。

　　应运而生的新郎幸运地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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