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四股力量如何左右1949年后的中国：

    第一次变形发生在1949-1977年。

    第二次变形是1978-1993年。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个名词——诸侯经济。各省之间以邻为壑，陕西的煤矿不能轻易的运到上海，江苏和浙江每年抢蚕茧，东北大米打死也不运出东三省，但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中央财政叫做讨饭财政。

    第三次即1994-2008年，开始分税制改革。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中央重新控制了资源的权力、征税的权力、价格的权力，然后就出现了国进民退。1994年以来中央财政的年均收入增长超过了24%，是GDP的三倍。

    第四次是2009年开始，就是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最近两年地方政府要求分权的声音越来越强，要求主动发债，要求中央企业在地方的所得税部分留存在地方。
 
    二、四个基本经济制度

    一个国家要保持中央集权制度，即全中国的人要听一个皇宫里的人的声音，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构建，这个制度构建不是一日形成的，它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不断地完善。

    它的建成有四个方面：

    （1）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
    （2）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3）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
    （4）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1、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

    这个问题的探讨从商鞅在中国建立郡县制开始，在此之前叫封建制。封建制以后到商鞅的郡县制，一直到今天，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布仍然是郡县制度。各省的行政长官都是由中央派下来的。

    2、  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所有人都要听中央的，那就必须控制全民的思想。这有两个办法，早期的办法是焚书坑儒。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你们什么都不要想，愚民政策，那大家的思想就控制住了。但后来发现愚民政策不行，人还是要思想的。到了西汉的时候董仲舒就提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你得有一个思想体系来让大家想。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太乱了，挑一个出来。儒家好在哪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秩序，只要大家都想秩序，那中央就可以控制住大家。

    3、  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

    全民之中有两拨人很难弄的，所谓的精英分子，一拨是有力量的人，他有武力，敢于造反；另一拨是有知识的人，文人。如何管理这两拨人是历代统治者非常头疼的事。

    最早用来管有武力的人的办法，是商鞅发明的军爵制。他取消了贵族世袭，所有人要成为有爵位的人，必须要打仗、要杀人。他把国家的爵位分成二十爵，从杀第一个人开始到八千人，八千人可以封大将，杀一个人可以有一爵。军爵制一直延续到后来。

    如何控制文人呢？在隋唐以前，搞推举制，当官要靠推荐。但这会导致大的门阀，三世四公。门阀又会对中央有挑战，门阀的力量在地方盘根错节在一起，在中央把持朝政，中央又出大问题了。隋唐时破门阀，搞科举制。科举一直搞到1905年，全国选了645个状元。

    所以精英制度就是武靠军爵，文靠科举，用这两个办法把人全部锁起来了。讲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搞不下去，高等教育没法变成一个自由的土壤，它是为了一种精英控制的需要所造的。

    4、  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大家都要听中央的，中央手上必须有几把米，你才能听我的。所以国家必须要在关键性支柱性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必须建立国有企业。

    这四个制度通过一千多年不断的磨合，成为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四个大的支柱。其中前三个到隋唐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钟表结构，非常精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全民思想和对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已经非常有效。而唯一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就是经济制度，一直到帝制灭亡都没有搞清楚。不断的变法，最后把整个社会打成一片散沙。

    中国的城市化率非常有意思，跟西方有很大差别。西方早期是城邦制，到了罗马就被打散了，进入中世纪。中世纪以后人口又聚集到城市里。整个城市化率是递增往上走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西周开始往上走，走到宋朝的时候达到22%。当时全世界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是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是十万人口的那不勒斯。但宋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居然往下走，到晚清的时候是6.5%。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8%。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比不上1000年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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