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机遇，国内无序竞争成障碍

　　聚合“大走出去”政策

　　学习期间，本刊记者听到一个故事。一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东部承建了一座大型电站，交完“钥匙”就回来了。由于当地经济总量有限，建成后的电站电价低廉，且当地的部分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一位学员感慨地说，“如果这家企业当时能够通过一种平台和国内冶炼企业共享这些信息，共同利用当地的低廉电价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将是多大的商机啊。”

　　当前，“走出去”的一大苦恼就是，经常面对海外市场信息的分割和屏蔽。一家中国企业获得了南美某较优质矿产项目，投资只有15亿美元。到了现场才发现，由于自然条件困难，仅配套电力和铁路就超过50亿美元。因为运费昂贵，直到现在，设备还扔在那里。“如果当时能够得到当地中国使领馆等政府驻外机构的咨询和信息，就不会交如此昂贵的学费。”一位学员感叹。

　　事实上，中国外交资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宝库”。《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发现，除了广布全球的驻外使领馆及商务处等机构，我国还有数千名经验丰富的退休外交官。近年来，外交部大力推动“经济外交”，前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领衔组建的民间智库——前外交官联谊会，聚合了2600多名退休外交官，以企业顾问身份活跃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台前幕后。一位大使甚至被华为公司聘为高级副总裁。

　　但学员认为，这样庞大而有利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刊记者了解到，一方面源于企业自身不善于利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中国使领馆机构缺乏这方面主动和系统的服务意识，特别是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和贸促会等部门和组织之间横向信息整合不畅，造成我国外交资源和信息大量处在待开发或浪费状态。

　　这种不协调性还表现在各部门相关政策上。“我们内部政策环境，该有的服务还没有到位，该有的便利化还不够，该支持的还不够，该防范的还不够。”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认为，“走出去是国家战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产业，软的方面、硬的方面都要有“大走出去”的概念和统一协调的政策思路，“要实现这样一个国家战略，必须把我们所有力量统筹起来，难点就在这。”

　　第二组学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企业“走出去”除了需要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外，政府搭设的“台”的好坏，对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首先体会到的是，缺失“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

　　“没有中远期目标，没有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政策引导，就不可能建立政策支持体系。”他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要组织各部门大力协同，统筹研究制订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尤其加快建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具体政策落实及重大项目的快速协调机制。

　　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深受海外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缺失的掣肘。学员渴望，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主动参与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管制等游戏规则的制订，“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我们实现跨国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争取更宽松的外部条件。

　　还有一个头痛问题就是政府审批。学员们迫切认为，“要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放松境外投资管制，大幅度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放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额度。”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建议探索对其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审批放松管制，适度授权，对额度内投资项目，可实行备案制，不再事先核准。同时，期望相关部门对企业“走出去”审批能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

　　对于央企而言，考核问题也需要改革。为了鼓励“走出去”，学员们强调，一定要允许失败，“取得巨大成绩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走出去’初期，无一不具有失败的案例及教训，正是这才造就了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

　　在考核机制上，他们认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将单个项目评价与整体效果评价相结合，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不能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整体。对处于‘走出去’初期的企业，可以区分国内经营情况与国外经营情况，分别考核。否则，不利于企业坚定信心。”

　　讨论中，学员们对“政企不分”颇有微词。比如，以电信、航空等央企为代表，国外舆论一直对其负责人或官或商的职位调换多有质疑。学员们建议，大型国企“走出去”后，相关高管谨慎调入体制内任职。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据本刊记者了解，6月份，由发改委、商务部牵头的“走出去”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获准成立，将统筹协调、大力推进“走出去”的政策引导。同时，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的产业和国别政策导向，并尽快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境外投资资金的审批权限也将扩大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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