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时,不断有外地游客到他的摊位前,好奇地询问地震时的情况。“总是问我家里怎么样了、死了多少人,时间一长我也很烦,但没办法,生意还是要做。”王正财颇为无奈。
不过这生意他可能很快就不能做了。地震遗址博物馆和新县城要开工建设,道路也要改造,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动员路边的商铺拆迁。以后做些什么,他心里还没谱,只能过一天看一天。
临别时,记者掏出20元买了王正财售价15元的一套光盘:“钱你拿着吧,别找了。”
可他硬是把5块钱塞到记者手里,“为什么给小摊起名叫自力,就是不想总靠着别人活。”
几乎每个叫卖光碟的人都有和王正财类似的故事。
任家坪村王述顺家的屋子经过地震和“9·24”泥石流的“洗礼”,如今已是门窗皆无、淤泥遍地。
他索性搬到板房区住,将房子改造成收费公厕,自己在公厕前卖光碟和饮料。
“嘴都说干了,不想再说了。”面对外地来的人对他家境的提问,他摆摆手,将头扭到一边,沉默良久。
52岁的王彩义卖碟的摊位离北川老城最近——就在封锁线大门外十余米远的地方,她的丈夫在地震中被砸断了脊椎,落下残疾,“干不了活,每天只能在村里耍。”
“我不是在发国难财”
“年轻人挣钱养家没多大问题,可像王正财这样从山里出来的老人该怎么办,不做这生意他们怎么活?做这事我不亏心。”席刚为自己辩解。
5日下午,根据王正财提供的线索,记者在任家坪板房区见到了制作批发地震光碟和照片的席刚。三十来岁的席刚个子不高,看上去清瘦机警。
地震前,席刚和妻子在北川中学旁边开着两家门店,分别卖药品和日用品,也做着打字复印生意。震后的北川中学伤亡惨重,急需各种物资,他俩把店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救了急。
虽然席刚一家五口安然无恙,但他的很多亲戚朋友不幸遇难,包括他压在北川中学废墟里怎么也找不着的亲侄女。
现在,席刚一家挤在二十来平米的板房里,屋里两台电脑、三台打印机一刻不停地工作着,桌椅上摆满了光碟和照片的半成品。
现在席刚每天可以批发出300张照片、100套光碟,销售额可达上千元。席刚说,目前制作批发地震音像制品的有五六家,摆摊销售的有上百家。最先制作光碟的是一个叫罗兴强的宜宾人,去年10月开始,包括任家坪村卫生室医生赵太安和席刚在内的几个本地人也开始制作。
光碟和照片的内容,有的来自北川县文化旅游局的宣传资料,有的来自地震时民众拍的一些DV,有的则来源于网络。“我们自己没有拍,只是把别人的东西整合起来。”席刚说。
有人说席刚是在发“国难财”,他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可以帮助外地人了解北川,也可以让本地人有活干。年轻人挣钱养家没多大问题,可像王正财这样从山里出来的老人该怎么办,不做这生意他们怎么活?做这事我不亏心。”席刚为自己辩解。
别人从席刚这儿提货,卖不了的还可以原价退回。席刚不认为这是他的营销策略,他说自己只是为了让王正财们少一些负担。
不过席刚也承认,他制售光碟是法律不允许的,因为他没有这些作品的版权。“我这生意做不长了,以前政府看我们可怜,只要我们能谋生自立,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秩序慢慢恢复,政府肯定要管。”
记者手记 他们只是普通人
按照相关法律,这些制售地震音像资料的人显然应该受到制裁。
在地震灾区,趁着社会秩序还未完全恢复,钻空子做生意的现象并不少见。
4月4日下午,因为到北川老城祭拜的人太多,记者坐不上返回绵阳的客车,只好先搭乘一辆摩托车到任家坪的凉风垭,再乘一辆私家车到安昌镇,花掉50元后才坐上到绵阳的客车。这些摩托和轿车被当地人称为“野的”。
在北川老城和擂鼓镇等地的路边,每天都停着不少吉普车和越野车。因为地震,县城以北的一些山区目前还不能通大客车,这些吉普车便有了用武之地,当然乘坐一次价格高得惊人。一位家住禹里乡的北川中学学生说,以前坐客车回家只需5元,现在坐吉普得80元。显然这些车辆不会有客运牌照。
若在别处,不管是盗版商还是黑摩的,都是相关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是在灾区,对他们的行为,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有人会说,他们身处灾区,活得不易,打擦边球挣点钱无所谓。也有人会说,他们是在发“国难财”,不可姑息。
盗版和非法载客的危害无需多言,法律也不是摆设。可如果对这些被地震毁灭了家园的人,再以通常的要求来衡量,未免有些不近情理。
“向英雄的灾区人民致敬”,这样的标语在灾区随处可见,不过灾区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英雄的称号,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更希望靠自己的双手回归地震前的生活。
因为拆迁规划或秩序恢复,王正财们的生意很可能要黄了。他们以后做什么,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相关部门若能对他们加以规范引导和帮扶,那将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