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存在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看法是摇摆不定的。我记得1980年代初,很多美国的商学院在谈日本经济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那时候美国很流行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美国人当时热衷于讨论日本战后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形。当时日本的普通民众和公司都非常自信,美国人也很怕日本人,所以在商学院讨论的时候,只要提到日本就会说你看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多好,它们可以有长远的眼光,做长期投资,而美国公司往往受制于公司股价的短期波动,因此其战略目标也比较短视。

　　但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萎靡,而美国经济却欣欣向荣,结果这些美国的商学院又马上把之前的那些案例反过来讲,开始大谈美国经济的灵活性,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股票和期权等方式来激励职业经理人进行创新等等。

　　简单说,美国经济比较好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喜欢看别国经验的,美国人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对自己的经济体系很有信心,觉得自己的体制充满了弹性,是不会干日本那种傻事的,因此你可以想像一下,他们过去怎么会重视日本的经验？

　　经济刺激方案有结构性问题

　　《21世纪》:您之前提出,短期内美国经济的走势将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很大关系。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您怎么评价这个方案？

　　魏尚进:实际上,即使没有经济刺激方案,奥巴马本身也会加大对新能源、教育和扶助贫困家庭等领域的投入。现在无非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奥巴马顺水推舟,把这些内容也放入了刺激方案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奥巴马自己也知道,这个方案里并非所有的部分都是用来刺激经济的。

　　具体来说,减税现在是刺激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认为减税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并不会很好。原因在于现在民众和企业对经济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把减税获得的资金存起来,而非用于消费和投资。这样一来,减税相对于政府支出来说,可能产生的新需求会更少一些。由于目前的方案中有三分之一是减税,因此这方面的效果可能不甚理想。我想奥巴马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即使无法达到完全满意的效果,他也还是会去做的。

　　关于政府支出方面,我觉得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刺激方案中政府支出的项目分为三类,一是乘数效应比较大,效果比较快和好的,二是效果中等而见效慢的,三是乘数效应很小,基本上属于浪费的项目。对于政府来说,比较容易操作的是类似于修路这样的项目,但这个到底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有多快？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里要谈一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刺激方案要这么设计。按照美国法律,这个方案要生效就需要提交给国会两院表决通过。这意味着你需要在参众两院争取到法定的足够票数才能确保方案过关,但每一个议员都是各地的选民选出来的,他们需要从这个方案中去找一些内容以向家乡选民有所交代。所以尽管总统可以从全局出发提出这么一个方案,但国会议员往往会力争将本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在方案中有所表达。于是总统为了让方案可以在国会顺利通过,也会尽力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使方案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所以方案中很可能涵盖了很多效果不一定最好、但政治上又必不可少的内容,等于说政治现实使这个方案天生就带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21世纪》:您刚才说民众可能把减税获得的资金存入银行,因而会削弱刺激方案的力度。我记得过去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意思就是假如民众预期今天的减税会以明天的加税作为代价,那么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以此而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奥巴马在减税方面的政策最后可能毫无效果？

　　魏尚进:巴罗的这个观点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这在学术上非常有名,我想他以后可能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而言之,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是说政府通过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因为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如果现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为将来的更高税率做准备。由此,他们特意减少的消费会使政府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意图付诸东流。

　　但这个逻辑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例如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假设老百姓把今天的减税等同于今后的加税。当这些条件不成立的时候,这个逻辑也不会成立。我举个例子来谈,比如说有一些老百姓的收入比较低,他们本身需要花100元去购买衣服和食物,但他们手上只有80元可供支配,结果他们就只好购买80元的商品。假如这时候政府宣布减税,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变成了90元,那么这些人是不会把这10元存起来的,而会去继续购买商品,所以这时候减税是可以促进总需求增长的。

　　刚才说的是理论上的逻辑,现在回到经济现实来谈。现在老百姓把减税获得的钱存入银行,主要是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没有信心所致。打个比方,假如我现在每月的收入是100美元,减税给了我50美元,我获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但现在经济形势非常不确定,也许我下个月只有30美元的收入,甚至可能会失业。因此,既然我拿不准未来的情况,那我还是先把这5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比较好。

　　你从这点可以明显看出,人们存钱的原因和巴罗的假设是不一样的。这里要看到,按照巴罗的逻辑,政府借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0。但你想想,未来奥巴马的减税,即使有一半的钱被老百姓存起来,那也还是会花掉一半,乘数效应虽然不及政府直接全部花掉,但至少还有一半,这不也很好吗？

　　奥巴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现在雇的都是一流的经济学家,我想他支持减税可能会有两个想法。一是他觉得穷人的收入比较低,政府需要通过减税的方式来扶助他们,这本来就是他的政府该做的事情,所以乘数效应小一点也没关系。二是经济刺激方案总是需要有政府直接支出和减税来搭配的,只是现在看来,减税所占的部分比较大而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想要政府找到那么多有效率的项目也是很难的。上面说过,政府支出的项目可以按效果分为好中差三种,假设政府安排5000亿美元去做直接投资,但效果比较好和中等的项目总共只需要4000亿美元,那么剩下的1000亿美元怎么办？这时候政府当然可以继续把这1000亿美元投向那些没有效率的项目,这是一种选择。但政府也可以把这些钱退给老百姓,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怎么花钱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也许奥巴马政府权衡之后,还是觉得减税的方式更好一些。

　　《21世纪》:您之前猜测鲁比尼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可能部分来自于对奥巴马经济班子的信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毫无疑问,盖特纳和萨默斯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和决策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决策的核心人物,例如二人都曾供职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萨默斯还曾担任过财政部长。还有伯南克,他是公认的大萧条专家,就连一向刻薄的克鲁格曼都认为他是目前最适合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使不能说这些人过去所主导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目前的危机,他们对当前的局势也是负有责任的,因此现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人来拯救美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对经济的很多理解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例如现在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更加注重资产价格,我想15年前恐怕很少有人会这么想。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过去有比萨默斯、盖特纳和伯南克更好的人材而没有用,以至于今天我们需要探讨当初是不是用错了人。人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当时这些人就是同辈人中最优秀的,他们尽管有失误,但换一个人上去,也不一定可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我想这三个人对经济理论和决策的理解在过去十年肯定是有很大进步的,例如伯南克,我想危机发生之后,他肯定会重新结合实际来思考自己过去的一些主张。

　　另外,这些人的经济学观念是比较主流的,所以不容易做出极端的政策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也给了我信心。比如说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有过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我一直很担心他当选后会大规模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但现在萨默斯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将使得这方面的风险有所降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会有所收敛。因为根据萨默斯的背景,我相信他不会是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这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将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魏尚进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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