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制造导向公司”并不完全等同于松下幸之助时代的制造公司,而是既强调制造优势也注重技术优势。作为“制造导向公司”的松下并不排斥创新。相反,它提出要加大力度提高其技术尤其是“黑箱”技术以确保产品竞争力。所谓“黑箱”技术就是那些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技术,这包括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用难以被对手复制的复杂材料、工艺和技术知识制造的产品,以及使用独特生产方法、生产制度或控制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显然,这与松下幸之助时代是有所不同的。
自中村邦夫上任后,松下就开始意识到速度的重要性。决定速度的因素有多种,组织结构的调整只是第一步。与此同时,松下也通过改革生产系统、统一技术平台、统一品牌等措施,提高其市场反应速度。
2001年,松下开始着手改造其生产系统,由传统装配线生产改造为单元生产方式。目前,松下在日本的几乎所有装配业务都采取了这种生产方式。松下的库存因此降到了20年来的低点(目前约为37天左右),每名工厂员工的生产率提高了90%,交货周期缩短了40%。除此之外,松下也对其生产流程进行了综合改革,实现供应链的灵活精益,其目的是让生产与市场需求同步,使各生产厂易于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
当然,单纯生产系统的改造还无法解决与市场脱轨的问题。在松下幸之助时代,技术人员决定着产品开发的方向,而位于市场第一线的营销人员在产品开发上基本没有发言权。到后来,这种体制却因导致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而背离了松下幸之助“顾客第一”的经营理念。
中村邦夫担任松下社长期间,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问公司一些人员,为什么松下没有平板电视。一位技术人员告诉他,那是因为平板电视不好,图像看上去好像中央有凹陷。这名技术员的言下之意是平板电视市场是个错觉,毫无前途。而实际上,当时索尼等对手的平板电视销量正在不断增长。技术人员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把握是症结所在。为此,中村邦夫马上决定将产品规划的权力由工程师转到营销人员手中,同时对其平板电视进行重新设计。现在,松下已是全球最大的等离子电视生产商。
技术人员主导的产品开发机制以及松下原来推行的内部竞争机制已经难以适应行业发展的潮流。在消费电子行业,电子产品之间的兼容性愈发突出,如果企业内部缺乏良好的协作机制,其产品开发将会出现问题。针对这种状况,松下采取了纵向一体化的业务模式,加强了零部件及成品部门之间的合作。
在大坪文雄接任社长后,松下又采取了另一重大举措——在同一个处理器和软件技术平台上开发不同的电子产品。2007财年,松下的等离子电视、SD存储卡摄像机、手机都实现了技术平台的统一。平台统一不仅符合3C融合的趋势,而且也缩短了新产品开发的时间,降低了成本。
在一系列改革之后,松下的市场速度明显加快。其新产品推出速度比夏普、索尼甚至三星都快。现在,大坪文雄正在完成中村邦夫没有完成的另一重大任务——统一品牌。今年年底,松下将把品牌统一为Panasonic。统一品牌是松下新时期发展的需要。按照松下GP3计划的目标,此前一直把日本市场作为深耕重点的松下将逐渐把重点转移到海外,特别是“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力争使海外业务营收比例由目前的不到一半提高到60%以上。在本土市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攸关松下未来的前途命运,而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将会增大。此前,由于品牌的分散,松下的营销力量得不到有效运用,导致松下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明显弱于丰田、本田和佳能。统一品牌后, Matsushita的品牌名称(Matsushita亦是松下幸之助的姓氏)将被取消,松下幸之助在松下最后的形也将最终消失。
准宗教的激情能保持多久?
松下在21世纪初的重组中还有另一个重点和难点——打破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日本企业特别是松下的特色。松下幸之助七大精神里就包括“和衷共济精神”,而终身雇佣制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它将公司与员工拧成一个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如果人性中的弱点——惰性不被克服的话,这种制度也会成为束缚企业发展的老茧,当然也就背离了松下幸之助以保证就业促进员工努力工作的初衷。
松下幸之助对人性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从一开始,松下幸之助对员工的态度就有别于其他日本雇主。一般雇主都认为,让员工了解公司的技术方法是危险的,因为员工可能会将这些技术方法泄露给对手。相比之下,松下幸之助对员工要信任得多。他不仅认为有知识的员工会做得更好,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竞争力就是员工活力与能力的总和。
松下幸之助在世时,主要通过其作为卓越商业领袖的人格魅力以及一种准宗教式的精神灌输来保持员工的活力。但即使是他这样在企业界被奉若神明的人物,也无法完全消除企业中存在的惰性。在一个只进不出的系统中,这种惰性必定会不断发酵,并释放出危害整个系统的毒素。
松下幸之助喜欢的诗里有这么一句“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至灵魂”。随着松下幸之助的仙逝和公司体量的不断臃肿,企业的精神动力也不断衰减,松下幸之助当初最担心的骄傲自满情绪逐渐涌现,所有这些都腐蚀着松下的肌体。它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以重新激活整个企业。
1990年代末,松下被迫对其人力资源政策进行改良。1998年,松下开始实行退休津贴提前支付制度。根据规定,新员工可选择两种薪酬方案中的任何一种。第一种方案的薪酬更高,每年比第二种方案多10万日元,但这些员工不能享受诸如分股、住房贷款、公司宿舍等其他待遇;而根据第二种方案,员工的薪酬相对较低,但可获得上述待遇。在这两种方案中,员工都不能享受退休津贴。
这样的改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1年,松下财务困难加剧。时任社长的中村邦夫趁机试图打破已实行多年的终身雇佣制。这年,松下宣布实施提前退休计划,将其日本的员工数量减少13000人,包括1000个营销岗位。这条消息震惊了日本企业界,对松下员工造成的触动更是非同寻常。
与此同时,松下也改革了人才选拔标准,不再根据资历而是按能力和业绩任用人才。中村邦夫说:“如果所有50岁以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离开公司,松下马上就会复兴。”他希望通过这种改革,使那些不愿受控制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不至于感到无用武之地,而是自发地积极行动。这个愿望与松下幸之助当年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松下幸之助的实现手段是将松下变成一个准宗教的“经营教”组织。
除了依靠利用类宗教的精神力量之外,松下幸之助也通过内部竞争以及恩威并施的领导来保持企业的活力。结果,正像其他一些日本企业一样,松下出现了集体主义与内部斗争共存现象。这种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商业环境。技术的发展、行业的变化以及对市场速度要求的提高,都迫使松下必须加强内部的协作,转向集体主义与内部协作共存。这也是大坪文雄上任后的改革重点之一。
当然,今天的松下仍然保留了松下幸之助的不少做法。比如,利用高远的目标来激励员工,通过发挥集体智慧并避免收入过于悬殊来凝聚员工。松下现任社长大坪文雄今年年初发表新年贺词时就提醒员工,要坚守公司道德精神和造福社会的精神。大坪文雄还规定,所有重大新产品的开发都要经过一个由他牵头领导的4人委员会批准。松下也坚持,管理人员的工资要与员工的工资挂钩,而且工资最高的员工与工资最低的员工之间差距一般不超过10倍。
人是最复杂和最难以揣摸的。对松下来说,它不仅要面对旧机制残留下来的难解的制约,更要面对30多万差异化很强的个人。乍看起来,今天的松下熟悉而陌生。在这家日本最大的消费电子巨头身上,松下幸之助的形已渐行渐远,而他的神仍游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