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到老家以开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李宏龄向自己的商业领袖们发出如此质问。
可惜，这样的问题，领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了。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新晋商们依然是有效的：你有包容异己的胸怀吗？你有和衷共济的理性精神吗？
商业势力还是人生信念，“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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