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商在清末民初的覆灭已经化为一声浩叹，但是作为曾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本，它对今天的山西和山西的商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山西在近代是明显的落后了，恰恰由于落后，有可能成为东南沿海等地密集制造业及外商进入的优选之地。同时，国家正在力推的和谐社会、中部崛起等政策也给山西造成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对晋商的前世今生作一点反思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赞美可能对新晋商的崛起有所助益。
晋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毋庸质疑，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挑刺，挑刺是因为热爱它。
五百年修炼何以不成大器？
明清之间，经过五百多年的商业奋斗，最终修炼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最后，随着大清的衰败，可圈可点的晋商帝国在民国时期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土崩瓦解，至今一蹶不振。
为什么五百年的商业经验和智慧，不能使叱咤风云的晋商集团度过最后的劫数呢？“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被一些学者以及今天的新晋商作为晋商无法历尽劫波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论点，我们反过来有一问：为什么明亡了，晋商不亡，清亡了，晋商就跟着倒台，晋商惯于跟当局打交道，这难道是它必然的宿命吗？
俗话说，大器晚成，500年都无法成就更大的气度，晋商的败落，其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自己的基因里探寻了。
晋商在明清间发迹，最可依赖的动力是资源优势，就是盐;其次是明清之间处于重要战略过渡地位的的地缘优势，以及人多地薄的生存压力。在这五百多年中，虽然有过王朝的更替、战乱、天灾以及人祸，但晋商的外部环境优势却大致是持续和稳定的，这可以说是晋商发迹以及壮大的黄金时期。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晋商的提问应该是，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
一百多年前，上海等地广为流传着一首讽刺晋商的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
这句民谣彷佛一句谶语，点中了晋商的要害。因为晋商再有钱，最大的理想脱不过那些土财主想法：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儿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儿子几辈子都用不完。
这种土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人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比起他们的先辈，土气之中，更多了些俗气和无聊。
晋商的土气，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大量的山西商人死在西北地区的商路上，也不知多少具尸骨中才能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
也许是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延续了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
西北地区至今流传着《走西口》，由于陕北民歌的强势，外间以为这是陕北马帮的创造，其实比起晋商，陕北马帮根本不值一提。《走西口》最早的版本，实际上是终年罕见热炕头的山西商队的创造。是山西女人们送别老公和情人时的哀歌。
被女人们的泪眼和愁肠送走的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哀歌。其中最著名的歌儿是这样唱的：“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黄花梁为什么让山西贩子们如此难受呢？
过去的晋商过雁门关后再走上两天的路程，就到了一个村庄叫做歧道地，爬上这个村子附近的黄花岭，他们可以看到两条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这两条路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是哪条路上不会丢掉性命还能赚点钱呢？这些赶脚汉们不能不感到惆怅，因为两条路上都死过无数的人，也有人活着走回来。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哈姆雷特的终极问题。
哭够了，唱完了，这些必须赚钱回家男人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天爷，他们脱掉自己的鞋子，随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们就走那条道。
数百年来，从山西走出来谋求光宗耀祖的商人们就是这样“用脚投票”，跟命运打赌。他们就像中国的西部牛仔，最终如愿以偿的总是少数人。山西北部有个小城镇叫做河曲，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放河灯的习俗。据说这个风俗从清代就开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异乡的灵魂，人们希望这些河灯能把一个个凄苦的鬼魂带回故乡去。
无数的人死掉了，侥幸没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来了。俗话说，三代富室才能修炼出来一个贵族。这里的贵族应该是有远见，有风度，胸怀天下的大气之人。山西的土财主们是否孕育出了这样的贵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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