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公众利益牵动政策转身

    编者按：

    每一年，都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以前，事关国家利益的多；今年，事关公众利益的多。医改、房价、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治理……决策层的工作目标与百姓诉求，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度吻合。

    转型中的国家，改革已进深水区。“包袱”甩了20多年，企业与政府的福利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很多普通人发现，自己的生活，也滑向了贫困的边缘。现有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保障这把大伞，罩不到他们的头顶；有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甚至可能将伞骨甩出的雨水也溅到他们身上。

    有数字显示，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水平，相对于GDP增长比例，总体呈现出单边下降趋势。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让这些普通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有关社会福利的各项改革，也进入重新设计程序。人们不仅想解决基本居住、就医、养老等生存问题，还对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仍在艰难爬坡，忠实记录始终是我们的责任。

    什么医卫体制能治中国人的病

    本报记者 董伟

    12月11日，卫生部召开本年度最后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有些“动情”。他说，2006年，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事业，都是重要的一年，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压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的确如他所言。2006年，中国的医疗卫生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人们不断地看到新的事件出现，也不断地听到新的声音。整个领域在奔流激荡中穿行，并且牵动着上上下下的神经。在年终的排行榜上，“看病难、看病贵”赫然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首。

    在经过2005年的大批判之后，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旧有的道路延续，他们希望医疗卫生能有个新的面目、新的气象。至于什么面目、什么气象，却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就像那些哀鸣的动物，人们只深切地感到它的痛苦，却没有能力了解痛苦的根源和解除痛苦的办法。于是，2006年，知识界的精英和决策层都一再的被聚焦在镁光灯下说医改，说平价医院，说医患关系。

    毛群安，作为卫生部的发言人，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上。只是在那风浪的下面，却是老百姓谈病色变和对来年无望的期盼。

    1月10日，卫生部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准时召开。各路记者早早地挤满了不大的会场。毛群安有些紧张也有些担心。他说，感谢大家的“捧场”，也希望大家能提“很多很好的问题”。记者们应该没有令他失望，因为老百姓的疑问实在太多了。

    在之前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各地应该建立一批平价医院或者平价病房。然而，他并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怎么个平价法，也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怎么个建法，更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是不是未来医改的方向。于是，几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提问的重点放到了平价医院。

    毛群安给出了一些回答，但是给记者们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现在看来，在年初的时候，即便是主管部门也没有搞清楚该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平价医院只是情急之下抛出来的止疼片而已。果然，不久后，卫生部也悄悄改了口，将平价医院的“作用”降了下来。

    本报在调查新疆平价医院时发现，这种模式只能做救助制度的补充，要它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确实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一位新疆卫生厅官员说，她都不相信平价医院有那样的本事。

    在平价医院之后，社区卫生被隆重抬了出来。这不是个新鲜词儿。早在10年前，我国就开始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了。不过，建设的过程非常不顺利，纸面上那些美妙的效果一点也没有在现实中露面。人们得了病，不管大病还是小病，还是往大医院跑，生生把眼前的社区卫生服务给“饿”变了样。

    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在2010年之前在所有地级以及有条件的县级市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从而使城市居民可以在社区一级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简单地说，就是让民众“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

    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除了数量还远不能达到需求外，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利用率的低下也是一大瓶颈。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没有守门人制度——即所有医保参保者在非急诊情况下必须在社区型医疗机构首先就诊，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转诊——所以社区医疗机构就难以摆脱医疗水平差、吸引力低的现状。

    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昕认为，如果仅仅从医疗供方着手，不改变医疗需方的游戏规则，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老百姓则继续用他们的脚投票，也继续骂大医院医生收黑钱。

    今年下半年，卫生部渐渐的拿定了主意。一个名词开始在各大媒体上流转：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和平价医院不同，这是一个系统制度式的概念。它意味着政府不仅仅有责任承担公共卫生，而且有责任承担人们的基本医疗。

    在12月11日的发布会上，毛群安自问自答，用了大量篇幅解释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并且视之为“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卫生制度”，医疗保险制度、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都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之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努力保证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又一次指明“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消费不是患者自主消费，而是医生指导消费。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卫生立法、发展规划、经费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职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不能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再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研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了讲话，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医疗服务还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里：“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如果新医改方案确如当下所知，要实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那么留给明年的疑问就是，基本医疗包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个医疗包相当瘪，那么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如果这个医疗包比较满，那么我国的财政能否背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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