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激情人生

   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史上，他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那是一个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中国高科技产业杀出一条血路的传奇故事。媒体的报道浩如烟海，他在花环和掌声中迎接辉煌。今天，当我在一个宁静的氛围中面对他，用冷静的心态深谈的时候，我发现，摆脱这个传奇的神话魅力非常不容易。

　　许多次，他都在演讲中谈到创业经历的坎坷。

　　这个时候的他是微笑的，而对柳传志这代人而言，坎坷似乎与生俱来。

　　曾涛：您碰到第一个最大的坎儿是什么？

　　柳传志：是我十五岁上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正要求入团，我父亲还是挺重视我入团的事儿的。那时候大概我年龄小不懂事而且还很狂、很骄傲，其实没什么可骄傲的事情，无非是读的闲书多一点，脑袋反应快一点，自个儿感觉挺好。那时候团组织大概决定帮我一把，于是他们策划好，第一次入团不但没让我通过，而且还给我提出很尖锐的意见。这里可能确实有些同学大概对我气不愤，所以那次发展会上炮火很激烈，没通过。就这样弄得我蔫头搭脑。回家以后，我父亲以为我已经通过了，很高兴地祝贺我，后来一看我那蔫样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听我给他讲了经过，当时他对我说，他觉着我是个好孩子，而且各方面都不错的，这个团早晚会入的，不要那么不舒服，人家提的意见你要想想；最后给我提出几点具体的措施，教我以后该怎么干。我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一个月以后又重新开会，我就入团了。

　　通过这件事儿对我以后的帮助非常大，后来上大学、工作有很多地方都会有各种情形，比如露头角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牢牢记住一点，我自己以为行的事儿未必能行，别人也未必这么看。直到今天，我常跟大家打这么一个比方：有两个小鸡一边大，(好比是两间公司一边大)，但都会觉得自己比对方大；当长成大鸡以后，一只鸡觉得俩只差不多大了，另一只却觉得自己大的不得了了，等到真的长成火鸡那么大的时候，俩只鸡说：啊，这时候咱们差不多大了！人都是这么在看自己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自以为是的地方，一定要压下来看，对人家的成绩要往大的看。这些话其实都是跟当初那个时候受了批评有很大关系。

　　　1944年，柳传志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富裕的家庭里。

　　他有一个杰出的父亲，这位著名的法律专家，60多岁，奉国家之命在香港创建了中国最大的专利代理公司。70岁高龄宝刀不老，再度创业。成为中国开放以后最早放眼国际的先行者。

　　2003年9月，父亲因病去世，柳传志写下《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0年，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以隆重的礼节迎来了他的杰出校友。

　　此刻的他感慨万千。30多年前，17岁的柳传志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柳传志：我在军事院校的时候，每个班都有行政领导，被称为班主任指导员。他们当时都是少校军衔，大都是抗日战争末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老军人，他们当时讲的一些故事，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我觉得，他们讲话的神态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后来在《大决战》电影里就看到了这种场面，军人是有这种精神的，后来我们在联想办企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口号，就叫做“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就是说当你全心要做某件事的时候，就是要一往无前，不顾一切。

　　所谓一往无前，不是随随便便就一往无前了，是要把事情想明白，中间是不是一定能攻得下，下了决心以后那就要一往无前。我觉得部队给我的这个影响，在日后企业运作中还是很起作用的。

　　就在柳传志即将毕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一年后他与20几位同学一起来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在那里经历了许多的磨练。

　　1970年，柳传志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

　　曾涛：在您当初刚刚开始想到从科学院里走出来，要开始创办一个公司的初衷是什么？

　　柳传志：84年以前我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了大约十三四年。在这十三四年之中，相当长时间主要忙着搞阶级斗争，全所成天在那儿搞阶级斗争，无休无止很烦人。到了78年以后，大家才都振作起来开始干活，我自己也兴奋得不行，但真在做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先后参与了三台机器的研制。

　　曾涛：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吗？

　　柳传志：对，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我主要做磁技术设备，做完以后发现都没有很好的去用，就被放在一边，更没有做第二台的可能，然后又开始去做另一台。这样就对我有所触动，我们把钱花了，到底最后得到了什么？我们个人在学术上、在工作上有一定提高，写了论文，机器也得了奖，但实际上好象没怎么用起来。

　　曾涛：那当时像您这样愿意从科学院主动走出来的，应该是占很少数？

　　柳传志：很少的，而且像我这样，发展途径还不错的技术人员其实就更少。在当时整个社会上，84年下海的多半都是傻子瓜子儿这种类型的。科技人员下去还真是很少,我实际上就把这个事儿看得比较透，当时科学院号召，光我自己下去我也不敢，但我觉得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当时科学院办展览，我看了以后，觉得办展览也都谈的是社会效益，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当时像我这么想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自己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很愿意迈出这一步。并不是我心里的抱负有多高，是为科学院、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改革怎么怎么着，我就是觉得以前的工作施展不出来，很想在我四十岁时，试试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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