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谈判生死线
地方政府和工商联等有关方面在海信与顾雏军之间进行的斡旋,在最后关头挽救了这起即将流产的收购
2006年3月22日,海信在科龙的团队接到了青岛周厚健的指示:“准备撤出。”在奋力工作半年之后,无论如何,这不会是海信驻科龙团队想听到的命令。一个在科龙做物流的海信员工对周厚健讲,决定要撤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难过。
周厚健心下何尝不滋味复杂。海信接管科龙半年,实现销售回款20亿元,按1%的提成比例,海信营销不过赚取区区两千万元,而海信付出了什么呢?海信投入三个亿作为科龙流动资金周转,在精于财务的周厚健看来,这丧失掉3亿元的机会利润;其次,为挽救科龙,海信对供应商实行了优惠的资金支付条件,对于一向讲求资金周转效率的海信来说,这也是无形的损失;最让周厚健耿耿于怀的是,过去半年,他把海信白电以及财务方面的精兵强将、头头脑脑都出兵到顺德,海信自身相应的业务无疑受到了明显影响。
“海信毕竟是一个企业,如果为了收购科龙而令海信有损,我认为自己失职了。我决定撤出,并且做了所有撤出的准备。比如由于海信进去给银行带来了负担,给供应商带来了负担,我们都在考虑如何偿还。”周厚健说。
让周厚健心生退意的根本原因是,时间向代销协议到期的3月31日逼近,但海信和顾雏军之间的价格底线相差太远,几无重合可能。
周厚健没有向《中国企业家》披露海信和格林柯尔联合聘请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的专项审计结果。据某些媒体报道,结果显示,“科龙2005年末的真实的净资产为负”。对此说法,周厚健以科龙2005年年报还未公布为由不予以确认,只笼统称,海信进入科龙后发现,“科龙的净资产比想像中要低”。虽然周厚健声称,收购科龙不能单纯以账面净资产值来定价,还要考虑它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以及对海信整体战略而言的价值,但海信集团CFO肖建林非常明确地告诉周厚健和董事会,收购科龙超过6个亿,他作为CFO坚决不同意。
但交易的另一方,看守所里的顾雏军仍固执于自己对于科龙的价值认定,在他看来,9亿已是他的底线,他不相信科龙净资产怎么可能跌至18亿元以下,甚至据称为负?!
2月底,周厚健亲自赴佛山看守所与顾雏军作了一次长达4-5个小时的面谈。“实际上谁也改变不了谁,”周厚健对《中国企业家》说,“我认为为了价格底线去和他谈其实是达不成共识的,我去是把双方支持各自底线的依据交流一下,这是有意义的。”周厚健对顾雏军表示,在对科龙进一步了解之后,海信绝不可能开出9亿的价格。“我们进入这么长时间,在这个时候,可能我对科龙情况的了解比顾先生了解得更多。”据包括周厚健在内的海信高层说,他们进入科龙后,对科龙落后、粗放的财务管理体系以及顾雏军本人在这方面能力的欠缺相当吃惊。
“那次交流应该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周厚健不讳言。此后,海信与顾雏军的谈判价格区间从5亿-9亿进一步缩小在6亿-8亿之间。
但是此时离代理协议到期时间也只有一个月。此前,周厚健的预期是2005年年底即能完成股权过户,但现实与此相背,周厚健认为这给供应商和银行带来“非常大的震动”,他甚至预计会出现银行催贷、供应商停货等恶劣结果。好在,相关各方对谈判进程还保持着观望态度。但是,转过2006年元旦、春节之后,双方喊价还是相距太远,周厚健“撤”的想法日复一日地强烈起来。
“即使双方底线在趋向一致,1月份的概念和2月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时间短了,大家对‘不成’概率的判断可能越来越大。”周厚健说,“临界点就是3月底。这时还达不成就撤。”
进入三月,海信开始对外声称:如果至3月底仍不能确定海信在科龙的股权,公司则有可能考虑退出这桩收购。
“这绝不是烟雾弹。外界把海信的智力想得太高了,海信是比较实在的。”周厚健对《中国企业家》如此表示,“科龙对海信来说是一顿饭,不是一条命。海信一开始就有成或不成的想法,我们一直在创造进入的条件,但不成的话也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不成就不成,不成就撤,打包就走,因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会感到遗憾和难过。对这个问题社会上有很多错误的判断,外界认为海信什么时候都不会撤。但3月底海信确实要撤,因为我们两家的底线还没有合到一起去,而我们代理时间到了,为什么不撤?!”
他说:“任何定性的判断都要回归到理性的量上去,6亿-8亿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区间,只差两亿元,但是如果加一个亿没有问题、加两个亿没有问题,那么加任何数都没有问题,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撤”的说法也许的确出自海信的本意,但海信公开声称要走,多少有战术上的考虑——毕竟,海信托管科龙并取得成功的现实让周厚健在与顾雏军的谈判中占据主动的位势。
与此同时,卖方同样没有吝惜力气地在舆论上对海信施加压力。进入3月初,某些“知情人士”开始通过媒体传播消息,称“被监管的顾雏军授权科龙电器代理董事长刘从梦于2006年3月8日主持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海信高管无一参加,董事会最终决定将对顾雏军所持有的科龙股份进行公开拍卖”。媒体报道,据“知情人士”说,海信注入科龙的启动资金是通过低价卖出科龙库存产品所得,而且科龙被接管后,科龙并没有归还广东各级银行债务,这让地方政府很不满。这些消息流布的动机很明显,希望海信与格林柯尔的谈判就此破裂,至少,给海信施压。
3月14日,科龙电器发出公告,否认刘从梦召开拍卖事宜董事会的不实报道,但同时亦陈述道:销售代理协议将于3月31日到期。
不动声色的公告向外界透露出相当微妙的局势。3月份,科龙本来已趋于缓和、正常的供应商、经销商、银行关系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科龙副总裁林澜说,如果海信与科龙当时协议中止,可能是一种双输结局。“海信之前在人力、资本、精力上的付出可能因此付诸流水,对科龙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刚刚适应了海信的一部分管理方式、文化等等,再去适应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公司,也很难说是什么状况。我最担心的是适应完以后,科龙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于顾雏军而言,“股权拍卖”可能是向海信要价最后的底牌。按照全国人大2000年的相关司法解释,股权拍卖的方式是合乎法律程序的。面临银行和代理商、供货商的诉讼请求,法院可能会选择股权公开拍卖。不过,按照汤业国的说法,如果按照股权拍卖的方案,拍卖周期至少需要四到五个月,科龙最终可能会因此获累,股权拍卖很可能变成为一种破产拍卖。
这样的后果让顾雏军股权拍卖方案的可行性几乎为零。顾雏军辩护律师李贵方透露,海信入主科龙的重组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赞成,从国务院,到广东省的各级地方政府,都认为重组方案较之破产方案要好,这样有助于“保企业、保品牌”,有助于“稳定生产、稳定职工”。“科龙上下游产业链有1万多职工,加上家属,有十几万人。这么大的企业出问题,这么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就不是小事,广东省政府异常重视。政府层面希望进行重组是显而易见的。”李表示。
海信与格林柯尔的谈判,从头至尾并没有任何投行参与其间斡旋。一般来说,中间人士的缺位使得买卖双方一旦谈僵,谈判就很难往下推进。好在,就在周厚健与顾雏军在价格问题上相持不下、针尖对麦芒的关键时刻,地方政府、工商联等有关部门作为中间方、润滑剂的作用显现出来。
关于政府在谈判最终阶段起到的关键作用,一些媒体上报道的一种说法是,“顺德区政府担保借款2.2亿元给股权转让方格林柯尔,用于偿还格林柯尔侵占的科龙电器资金”,致使收购价终从9亿元降至6.8亿。对此,顺德区政府并未对此作出公开表态,而周厚健对此不置可否,其回应是“传说很多,真正发生的事是海信付给格林柯尔6.8亿元。2.2亿元应该讲绝不是海信和格林柯尔交易的内容。”
但是周厚健承认,仅仅靠他和顾雏军的谈判、或者海信与格林柯尔的努力,这件收购根本不可能达成。“海信收购科龙的促成与其说海信的决心、意志起了作用,不如说前期是海信起了作用,后期是靠社会各界的支持。我始终讲,没有广东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支持,这事就根本不可能做成。”
就在海信驻科龙团队已打点好行囊准备飞回青岛之时,代理销售协议最终期限的前两天,云开月明。于淑珉(海信集团总裁,在谈判后期被周厚健派到顺德一线督导谈判)接到顾雏军代理律师消息,顾雏军在看守所里愿意以6.8亿元价格成交。于立即致电青岛,把这一信息在电话里向周厚健作了汇报。两人通了很长时间电话,周对她说:“这件事终于做完了。”
6.8亿元是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据顾雏军辩护律师李贵方透露,最终的协议不只是6.8亿,其背后也要解决格林科尔公司与科龙公司之间业务和资金的往来交易问题。“这是一个一揽子协议。”
一起收购本来就要谈崩。在最后关头,裂缝又这样轻轻弥合上了。
4月1日,海信与科龙电器重新签署了销售代理协议,将原定3月31日到期的代销协议延至5月10日。
4月24日,科龙电器正式发布公告,宣布海信方面将以6.8亿元的最终收购价,完成对格林柯尔所持有的全部科龙股份的收购。此前,羁押在佛山看守所的顾雏军代表格林柯尔已在收购协议上签字。科龙公告中并未明确指出收购差价的原因。而对于顺德区政府担保借款2.2亿元一事,公告称“公司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确认2.2亿元安排的任何文件”。
谈判杀青,作为这起收购的始作俑者、自始至终的幕后导演,周厚健只愿以两个字来表露他此时心情:“满意”。
“谈不上‘兴奋’,”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周保持着一贯的内敛、稳重,“做企业这么多年,没有让我太悲观的事,也没有让我太兴奋的事。”他不否认,一年前的初夏,海信刚刚介入科龙收购案时的彼情彼景还是令他记忆深刻,只是后来谈判的一波三折、错综复杂、久战不决把他初期的兴奋感消磨得所剩无几,以至于当价格最后敲定时,他对收购终将成为现实的结果已感到麻木,不过是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仅此而已。
还有什么比“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语言更适合形容海信和周厚健此时的心情与状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