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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的罪与罚


[  《中国企业家》杂志    更新时间:2006/5/16  ]    ★★★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以及未能与其地位相匹配的作为正在不断受到质疑,“科龙门”事件将这场讨伐带到了顶点

  文/韦 巍

  4月9日,名列“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向在华的全体员工发文通知,严禁他们接受任何来自外界的采访或者对外提供评价,尤其是有关同行德勤惹上的“科龙事件”。

  德勤,这家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成长,并在中国市场上排名前三位的国际级专业服务机构,没有料到因当时接下顾雏军的生意而成为一场商业丑闻的共同主角。科龙电器(000921)财务造假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后,在2002-2004年期间负责其审计事务的德勤也难辞其咎。

  3月29日,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涂勇,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诉状中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赔偿因其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而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495元,并公开道歉,尽管法院表示不予受理,但随着诉讼团队的不断扩张,德勤站上“被告”席的可能性也将增大。4月7日,证监会举行了有关德勤的行政处罚听证会,处罚结果尚未公布,而一旦处罚落实,德勤将面临更多的诉讼官司,甚至有可能被财政部处以更严厉的处罚。

  针对这场国内专业服务业最严重的信誉危机,德勤方面至今没有给记者任何回应,而其中国区总裁鲍毅表示现在“还不到时候”。德勤华永的合伙人、科龙电器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胡凡据传已被调离上海总部,任职大连分所。随着事态的不断升级,有些德勤内部的员工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已经臭名昭著了,令德勤的名誉扫地”。而另一方面,也有资深合伙人匿名出来辩解。

  并非“偶然”的事件

  “让我疑惑的是,以当时的情况,为什么德勤敢接下这笔风险如此之大的项目?“倒顾三人团”中的注册会计师朱德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的话似是发问,但却意味深长。

  朱德峰所讲的特殊情况是指2002年,顾雏军入主科龙,其领导的格林柯尔的财务问题已经面临众多质疑,其审计机构安达信曾在2001年的财报审计中“拒绝表示意见”。而一向声称在风险控制上极有把握的德勤却在风口浪尖上接下格林柯尔和科龙的审计任务,其中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2002年1月,安达信因安然丑闻事件被重组,科龙主席顾雏军对其解聘成为必然,但是,接管安达信中国以及香港所的普华永道却没有继续接任这个老客户,顾雏军在解聘安达信的同时,便有意另聘德勤出任。不过,在德勤华永向全球总部报备此笔业务时,发现当时香港德勤律师事务所正在为客户瑞银华宝以及其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代理一项诉状,而原告正是顾雏军及格林柯尔。按会计业内的专业操守,为避免给人指责德勤利益冲突的口实,德勤一时无法应聘。时任科龙副总裁的严友松还曾为此仓促寻找其他的核数师行。直到当年7月底,格林柯尔与瑞银华宝以30万元达成庭外和解,“德勤又主动通知科龙可以接任”。由于当月公布的科龙取得过亿盈利的半年财报没有通过会计师审计,有违交易所规定,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审核报表时投了弃权票。顾雏军正好拿德勤到任晚,没有足够时间审计为由搪塞了公众和媒体。科龙当年的财报,德勤给出了“保留意见”,而在证监会后来的调查结果中,当年已经有重大现金流异常,德勤却“未能发现”这些情况。

  此后,“德勤在2002年、2003年、2004年向科龙收取年度审计费分别为350万港元、420万港元、550万港元,合计高达1320万港元。”

  “至于为什么选择德勤,只有顾雏军才能完全说清楚”,曾在科龙担任营销副总的沈关学告诉记者,他在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后的三个月即离开,“一开始非常欣赏顾的胆识和个性,”但后来发现其有太多不规范的操作而离开。作为后来东菱凯琴参与竞争科龙重组的主要操办者,沈关学“对科龙内部真实的经营状况十分清楚”。

  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与科龙一样,格林柯尔在2002年6月中宣告撤换同为“四大”之一的安永,在8月23日股东会委任德勤之前也没有自身的会计师。但在本月13日该公司宣布中期业绩时,没有因为“未经过会计师审阅”而导致违反上市公司条例,因为格林柯尔不像科龙电器是同时在内地上市的ST公司。“德勤在接手这样的审计时,不会不知道其中可能发生什么”,沈关学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挑客户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看客户管理层的目的在哪?如果管理层的目的就在‘圈钱’,想的就是怎样去诈骗,那么,这种客户我们根本就不会要。通常,我们在接受一个新客户的时候,都要做一个很厚的风险评估报告。“德勤国际主管合伙人、中国业务副总裁关德铨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信誓旦旦。

  2005年5月10日,科龙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此同时,证监会对德勤的调查也已展开。在证监会出具的报告中,德勤被指在科龙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未发现科龙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等。

  据传,去年海信有意重组科龙时,曾希望德勤提供具体的审计报表,但德勤竟然索以高价。而海信在买到德勤的报告之后感到十分不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直接参与接管科龙的海信一位匿名核心高管称。所以,在海信与格林柯尔达成收购协议之后,海信决议与当时为拯救科龙积极奔走的全国工商联共同聘请国内最大的内资会计师事务所立信长江对科龙进行全面审计。今年2月,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给出了审计报告,据朱德峰了解,这份报告中给出“科龙2005年末真实的净资产将肯定是一个负数”。

  德勤涉嫌违规并非近年来暴露的现象,一位参与当年广东粤海重组的会计师告诉记者,1999年,粤海事件爆发,曾有内部声音要求起诉德勤,索赔数亿,但因当时涉及的相关方十分复杂而作罢。当时,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事务所正是粤海系广南集团的法定核数师。粤海问题暴露之后,德勤辞去了这一审计工作。之后,在2005年的“古井贡事件”、“创维事件”中,德勤亦被披露有违法行为。

  据一位已经离任的德勤员工透露,德勤正在为某知名国有企业曲线MBO设计重组方案,而管理层MBO在2004年已被国资委紧急叫停,尽管德勤在这次事件中尚未牵扯到法律上的违规,但显然它很愿意被某些客户当作工具使用。

  “本土化”之祸?

  2001年,有关部门的一纸文书,给包括德勤在内的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快速发展机会。在这份证监会颁布的“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此后,国际所“项目数开始猛增,人手明显紧张”。

  而在中国会计师协会发布的排名信息中,德勤的总收入从2002年的2.9亿元跃增到了2004年的6.58亿元,2004年业务增长率更高达74.82%。

  一位毕业之后便进入德勤工作,后又转至其它国际所的资深会计师对当初德勤业务兴隆而人员紧缺的盛况记忆犹新,2003年,德勤内部曾一度因为可能接下几家大客户而开始扩员,一时找来了很多毕业生和国内的审计员,但是,后又因这几家大客户都没有能够谈拢而不得不裁员。一度造成人手相当紧张,而当时毕业仅两年的她便已开始带着团队独立做项目,而按照四大一般的审计程序,她的工作应该由至少具备三年工作经验的高级经理来承担。由于扩张过猛,人员极度增加,德勤甚至没有来得及解决后端的咨询平台,“为审计过程中提供的各项准则和参照标准的资源库比其他所要显得落后”。

  德勤的“本土化”策略不遗余力,2004年,德勤宣布其5年计划,于中国大陆投资1亿5千万美元,这亦是德勤创建百多年来对单一市场所注入的最大一笔的投资。

  目前德勤在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员工数超过4500人。在德勤中国区总裁鲍毅2004年制订的规划中,1.5亿美元的65%将用于人才建设,五年内人才增加5倍;收入增长4至5番。随着2005年与本土所北京天健合并之后,德勤拿到了此前一直“觊觎”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客户。来自天健的二百多名专业人才也被德勤吸纳,而这被认为是帮助德勤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是,合并难免带来问题:“如何控制合并之后的人员素质?如何衡量原有客户的风险?”这些问题,德勤可能还来不及细想。“有些客户群并没有经过德勤方面详细的风险审核,这也可能导致将来隐患的发生。”与“四大”交往甚多的香港盛富资本CEO黄立冲认为。

  在鲍毅看来,“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化,专业服务机构将会有更多更深的介入,因此这将是德勤在中国业务的重点。中国向来是外商投资的热点,所以服务外商投资企业也将是我们服务的重点之一。而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比较活跃的成分,我们也很重视帮助民营企业提升价值。”

  一位来自毕马威的资深人士认为,科龙的问题暴露与德勤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服务政府项目,德勤参与的民营A股上市企业相对较多,而这些企业被盯上的可能性要大于大型国企或B股和H股上市的企业,”一些原来更多出现在内地所身上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德勤身上。随着上市公司问题的暴露,审计机构也难逃责任。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办法控制管理风险,原因在于大部分本土所与当地政府都有很深瓜葛,通常本土所没有办法拒绝当地政府的要求。 而在我们的环境里,客户可能相对会比较干净。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最后是出具有保留意见的报告还是没有保留意见的报告,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很独立。”这些曾被关德铨看作保住德勤名誉金身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在中国市场上体现出来,“从目前证监会取证的结果来看,德勤犯下的错误比此前国内所在中天勤在蓝田事件上犯下的错误甚至更为明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称。

  在德勤本土化的进程中,伴随的是尚未成熟的中国证券市场环境。“一方面,国内审计标准与国际接轨尚在进行,但是在实际审计中,与在美国等其他成熟的证券市场存在差距”,这一点,或者可称之为德勤面对不同市场环境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本土化,但是,“主动迎合这种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则当属德勤自己的过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马贤明认为。

  一位原德勤员工告诉记者,“四大对于风险控制的程序相差无几,德勤的风险控制也的确应当经过几次程序,在合伙人确定接手项目时,应当由其他资深的合伙人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尤其重大的项目,是需要总部的风险控制委员会的机构来专门控制的”,而德勤国际中国业务副总裁关德铨也曾表示“总部有一群人专门做‘清道夫’的工作。有一些风险管理人员会在事发之后专门去控制风险,但是事前怎么避免是最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所谓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在事前的风险控制中形同虚设,合伙人按业绩分钱,几百万的项目当然不会轻易丢掉,而合伙人在私底下与企业达成某些一致的情况不在少数。”那位原德勤员工称。

  早在2001年,有关部门同“四大”接触时就表示希望国际所能多参与国内A股上市企业的审计。而德勤在评估参与A股上市公司审计所面临的挑战时,曾经这样归纳:“根据我们与一些高层官员交流时的感受来看,国际所更多参与A股上市公司业务可能存在的障碍有:一,如果向国际所开放,国际所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证自己做起来?二,国际所如果要增加人力,那是增加老外,还是增加本地人?这意味着国际所在进行扩张的时候,是否在增强本地化?三,如果国际所能够发展很快,又能够多用本地人,国际所能不能确保不做假账?”

  事实表明,“四大”并未能经受住诱惑。除了德勤外,早在2001年,毕马威因在锦州港案件中涉嫌财务造假在中国成为被告。2005年7月,财政部公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被责令整改。

  德勤的代价

  德勤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会计改革中的角色颇值得玩味。

  其中国业务史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几乎重叠,而作为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其参与中国会计制度改革最深,并见证了中国审计改革的历史。

  1992年,伴随着深沪股市的开张,中国证监会成立肩负起监管职责。德勤来到中国并建立了第一家合作所。1993年2月,财政部在北京与德勤、普华永道两家国际会计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要求他们为中国财政部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提供服务。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按照规定,新会计准则将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其他企业鼓励执行。作为新《会计准则》体系的深度参与者,还没有等到其正式实行,德勤在中国就面临退市的风险,倘若果真如此,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

  此前,上海律师涂勇代理的中小股东诉讼德勤案并没有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因是法院依据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但涂勇表示将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而且此次维权律师团的人数还在不断扩充之中,他们依据的正是新的《会计师法》和《证券法》以及新《公司法》。显然,诉讼德勤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案件本身产生的赔偿责任。“甚至有可能迫使相关单位修改某些制度。”一位参与此诉讼的律师表示。

  在美国,一旦出现会计审计问题,有关监管机构按法规进行严惩,股民也利用法律武器讨回损失。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使卷入其中的普华永道支付了1亿多美元的赔偿。今年年初,德勤向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支付了约1亿美元的赔偿金,以便达成和解。因为在其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再保险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德勤掩盖负债情况,导致两家日本保险公司蒙受巨额亏损,还有一家保险公司遭遇破产。在此事件中,德勤先后付出两亿多美元的代价。

  “希望能够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和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监管乃至审计改革产生重要影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马贤明认为,“科龙案应当参照蓝天案以及锦州港等事件来进行,内资所与外资所应该一视同仁。包括德勤在内的四大出现审计问题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此前,有关部门未能对其在这些实践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深究也进一步纵容了这种行为。”

  此外,对德勤的处罚也体现出监管制度的缺陷。“没有一个协同监管的战略,”马贤明认为,对德勤的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目前,从监管的政府机构来说,存在多头市场监管。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审计署等机构之间职能重叠交错,这也导致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困难,权责界定不清,必然导致上市公司行为缺少有效监督,而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也显得乏力。

  目前,科龙案尚停留在证监会的审查层面,证监会有权对德勤作出罚款和市场禁入的处罚,这就意味着德勤可能遭到证监会的罚款和市场禁入的处罚。但是,财政部拥有最终吊销会计师事务所牌照和经营准入的权力。“一旦参照蓝田事件中,财政部对于中天勤的处罚,德勤华永将有可能面临在中国彻底退市的风险。”据了解,科龙案尚未转到财政部,因此,财政部尚不会对德勤采取任何行动。亦不清楚证监会和财政部的态度是否一致。

  如果此次对德勤的处罚涉及市场禁入,那也将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一旦“四大”失去了名誉以及品牌和超国民待遇的保护外衣,他们的业务也将受到很大的冲击。“‘四大’的迷信将被破除。”马教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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