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力宝：惜败于“潜规则”

　　上网搜索一下健力宝的资料，然后坐下来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可以从公开的资料上看到，健力宝从1984年走到2004年，这20年的历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的中国企业问题的“麻雀”，清晰地揭示了三条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值得研究分析。

　　（一）李经纬和李宁
　　
　　1984年，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无师自通，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和令人叹服的魄力，果断抓住中国重返奥运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大胆赠送中国奥运代表团，一举将默默无闻的一种新品饮料，成为为国争光的魔水，而新中国建国以后历史上最优秀的奥运体育明星之一李宁的广告，让健力宝扶摇直上九重霄。

　　作为旁观者，作为马后炮，我们注意到20年以后李经纬和李宁这健力宝历史上最早的“二李”组合的不同命运：李宁后来自创运动体育服装用品品牌“李宁”牌，并断然将总部北迁人才济济之地北京，进而妥善安置创业老臣，并起用新人和引入国际资本，最终实现海外上市，个人价值，品牌价值和公司价值全部获得最大回报，公司成为开放的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乖孩子”。笔者2004年12月在武汉偶遇李宁本人时，他举杯于众多中国优秀企业家之中，被这些优秀企业家包围着一个轮一个排队合影，成为“体育明星中的优秀企业家”和“优秀企业家中的体育明星”，地位独特，无人可代，再一次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

　　与之相对照的，是李经纬在公司战略及管理上的两个做法：“1991年健力宝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在‘两乐’（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后院燃起战火”，而与激进的国际化战略相支持的，是用人上的“任人唯亲”。据《财经》杂志2005年第2期第57页的报道：“李经纬的经营团队广为安插家族亲信进入公司担任要职”，“李的势力之外，其四大副手——阮钜源、黎庆元、杨仕明和于善福亦争相安插人手，争权夺利”，“庞大的销售队伍锐气尽失、不思进取，而财务、广告等要害部门则腐败成风”。

　　健力宝是个国企，李宁服装是个家族企业；健力宝从三水一步跳跃到美国，李宁服装步步为营，逐步升级，先在三水留下生产基地把总部迁到北京，然后引进人才，然后国际化，然后上市；健力宝是个国企，用人却看血缘关系，不是家企胜过家企；李宁服装是家企，拼命引进外人和外资，不做家企要做“社企（社会的企业）”。

　　两个企业，两种所有制性质，两种战略，两种管理，两种用人，两种发展路径，两种命运，两种结局。

　　李经纬和李宁，经略韬晦，孰高孰低，历史以一个历时20年的对比，以毁掉一个名牌和成就一个名牌的代价，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同时，潜规则浮出水面，我们真的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代价沉重的经验教训。

　　笔者曾因工作关系在4年前和李宁进行过深度交流，当时，他当面告知我一个内心的看法和感受：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如果未来不引进外部资本和团队，就没有明天。

　　中国20年企业的成功历史上，大多经历了和地方政府“蜜月期”，但由于政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蜜月期”能否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如果一家资本不向外部开放的地方国企和民营家族企业，要想基业长青，有二种办法可供选择：公司发展大了之后，从人才匮乏的小地方迁移到大城市，或者，在公司业绩兴旺的高峰及早资本社会化。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个“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中国成功的家族企业，是那些变成“社会企业”的家族企业；失败的国有企业，是那些变成“家族企业”机制的国有企业。

　　顺便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中国企业的战略超前，组织落后；战略目标远大，组织能力弱小；组织能力一般落后于战略目标；组织能力拖了战略的后腿。

　　组织能力才是中国企业真正的软肋和“大力神的脚后跟”。

　（二）李经纬和李贻伟、李东生和李鸿忠

　　据《财经》2005年第2期第57页的报道，2000年11月，李贻伟由佛山市工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上调任三水市市长，从此开始，李贻伟和李经纬组成了健力宝历史上新的一对“二李”。

　　而这时，久经沙场的企业老将李经纬犯了一个绝对不应该犯的错误：据《财经》2005年第2期第42页报道，“2002年1月9日，在三水市政府召集的一次健力宝高层会议上，李经纬质问政府为何完全抛开健力宝创业团队，一意要将健力宝对外出售，并提出‘为什么不让我们买回来？’……”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惊呼先辈李经纬的失措和惊叹先驱李经纬的“大意气”：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想要从“雇工”变身为“股东”，怎么可以横眉冷对“东家”，“质问”堂堂一个市长呢？

　　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在1949年新中国成功之前，有很多老字号的中国企业的老板是从“店小二”变身为“店老板”，但你研究一下，这些店小二出身的店老板，大都是勤勉忠勇地数年努力，或被逐渐年老的东家看中，纳入东门成为乘龙快婿，或和东家闺女日久生情，私订终身后花园，最终被准入东床。有哪一个是拿着架子大声质问东家：你为什么不把店盘给我，或：你为什么不把女儿嫁给我？

　　这里，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同在广东但成功实现创业团队个人价值的典型案例：另外一个“二李”搭档——TCL李东生和当时惠州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现任的深圳市市长李鸿忠。李东生是何等的通情达理和厚道精明：在TCL业绩不断上升之际，存量全归国家，以增量部分超额累进奖金作为资金，积累沉淀转为股本，和国有资本“结婚”共同持有TCL，同时，开放门户，吸引国际资本进来，约束所有的股东规范经营，最终海内外上市。上市当日，媒体报道李东生个人股票价值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为10年创业画上了一个完美圆满的句号，也为日后大举购并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和法国阿尔卡特作好了制度准备。在中国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在李东生之前，有过全球贸易活动，但没有过中国公司全球营运实践。汉朝开拓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货物的贸易；唐朝玄奘和尚（“在孙悟空护驾下”）西天取经，是引进南亚次大陆印度的文化；明朝郑河下西洋，是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探险；清朝李鸿章建招商局，是把小江小河的舰板，扩大到穿洋过海的大火轮；清末盛怀宣办洋务，是进口外国设备后投资运营在中国；抗战时期陈嘉庚产业众多而巨大，声望盖南洋，但充其量也只是“地区性国际集团公司”，并未覆盖全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华润公司、远洋集团，也还都是贸易和物流运输。但李东生不同，不管怎么讲，李东生作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在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同时拥有众多生产工厂、实验室、物流仓库、销售网络和零售终端的“全球运营中国大陆第一位企业家”，而将名垂青史。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二个“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一定有一个具有改革魄力、市场意识和长远眼光的优秀政府官员。军功章上，有企业家的一半，有官员的一半。

　　顺便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和政府谈利益，一要在业绩好的时候谈，二要在增量上着眼，三要用友好的方式谈。政府之于企业，从长远而言，利益重于友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时时谦虚，刻刻谨慎啊。

　　李经纬和李贻伟，李东生和李鸿忠，四个李，同在广东，结果完全不同。真是：“顺潜规则者昌，逆潜规则者亡”啊。

　　（三）从李经纬到李志达

　　李经纬没有迈过的一道坎，李志达在三年之后，同样也没有迈过。

　　由于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品牌“小护士”并将之出售给同行业跨国竞争对手，李志达拥有了可以从张海手中用现金购买股权的资金实力，但是，李志达有钱能买到控股权，但忽视了地方政府看重的利益，拥有了控股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拥有企业的实际运营权。于是，我们从《财经》杂志上看到了李志达喝下的苦水。

　　中国企业收购后，企业家陷入经营外的风险之中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科利华当年收购阿城钢铁。查阅一下当年的媒体报道，黑字白纸，历历在目。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没有被广泛报道的例子，是牛津剑桥集团公司的老总华生，在收购西部一家企业后遇到的麻烦。

　　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也有《交通法》，规定汽车、自行车、行人在十字路口，绿灯行，红灯停，但你到全国各地大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在十字路口，汽车是红灯停了，自行车也绝大多数遇红灯停了，但行人却总有红灯照行的，而且，见怪不怪的是，即使在十字路口当值的警察现场执勤，行人也照走不停，警察也熟视无睹，不加干涉。好一点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就想出一招，弄一帮“交通协管员”，有的地方大多是退休或提前退休的老人，举着小红旗，吹着哨子，来管理行人和自行车。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见缝插针过马路。2004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出台公布了一条行政处罚规定，红灯时行人穿行，最高罚款2000元港币，我看主要就是针对内地游客的不良行为的。这是一个很小很常见但很能说明中国社会环境的具体实例。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第三个“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中国社会中的“政府利益”，既不是法律纸面上所描述的“国家利益”，也不是所管辖地区民众百姓所期待的“民众利益”，也不是有钱的国外、国内投资者的“富人利益”，也不是亲朋好友所代表的“圈子利益”（这种利益是越来越明显），而是混合了以上这四种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富人利益和圈子利益之后，又加上本身的权力利益后的中和反应一种特殊化合物——“官员利益”。官员的利益，是一种基于现行法律和政策之上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短期内能带来效益、效果和变化的，同时有利于国家、地方、百姓和他们自身的一种综合平衡取向的“实际利益”。不管是国有企业的老总，还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不管你是拥有实际管理权，还是拥有法律上的大股权，企业经营环境的第一要素是政府环境。政府的逻辑，是独立于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经营者的，不是文字上的逻辑，而是“实际利益第一”的逻辑。一个企业家，能搞好内部经营管理，而不能处理好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逻辑，这个企业家是难以成功的，很容易出问题的。

　　健力宝的苦水，前后喝了三年，但苦水的成分和味道，前后各不相同。但即使如《财经》杂志所言，回归到法律轨道，如果不解决“实际利益”的问题，也是难以变成一杯甜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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