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八年半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与事，而世间的沧桑巨变又让身处其中的人常会生些“哀吾生之须臾”的惆怅。好在世上总有些东西似乎并不改变，让人们多少感觉些稳定、安全。且不论格林斯潘的业绩，单单是他十八年半的任期——在联储历史上仅次于威廉–马丁（William McChes）
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它永远会写出完美的结局。
--《舞台生涯》
2006年1月31日，星期二。美国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第二十街和第二十一街之间，美联储总部大楼。艾伦.格林斯潘博士最后一次作为联储主席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会议。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提高25个基本点（basic points），至4.5%。这是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第14次加息。会后，格林斯潘和同事共进了一顿颇为低调的午餐，又为联储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招待会，然后平静地离开联储大楼，仿佛只是又结束了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格林斯潘给同事们的临别赠言：“我知道，这个机构（美联储）将继续做出优异的成就。我将在一旁关注、喝彩。”
同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任命本–伯南克博士出任美联储主席。次日中午12：01分，伯南克正式履新，几乎同格林斯潘的离去同样低调。其时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月的失业率为4.7%，“经济活动的扩张总体稳健，核心通货膨胀在最近几个月里维持较低水平，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依然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美联储2006年1月31日官方公告）。
美国的媒体经常称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的“maestro”。这个本来源自意大利语的词汇，其实同英文中的master同源、同意，都是“大师”之谓，只是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maestro专指交响乐团指挥。酷爱音乐、早年曾一度想成为职业音乐家的格林斯潘大概会喜欢这样的头衔。作为指挥大师的格林斯潘其实在去年夏天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小镇的美联储年会上就已经正式谢幕了。那时，观众和乐队成员毫不吝惜将无数喝彩、掌声和鲜花奉献给行将离去的大师。而此时，帷幕已经落下，观众也已散场，所有的喧嚣一下子为沉寂所淹没。格林斯潘走了，带走联储同事们送给他的临别礼物，包括一把原来摆放在联储会议室的旧椅子、一只由联储系统十二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签名的旧棒球手套、镶在镜框里的十二张由各联邦储备区发行的一美元纸币样钞，还有一面联储的旗帜。他留下的，是作为一位中央银行家十八年半辉煌的业绩，和“不仅是世界最出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且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对格林斯潘的评价）的盛名。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正式接替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出任联储主席。其时里根政府正因“伊朗门”（Iran- Contra）丑闻闹得焦头烂额；戈尔巴乔夫刚刚推出他的“新思维”（perestroika）；柏林墙——作为两大阵营间不可逾越的“铁幕”的物化表象——看起来依然坚不可摧；中国还没有股市。十八年半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与事，而世间的沧桑巨变又让身处其中的人常会生些“哀吾生之须臾”的惆怅。好在世上总有些东西似乎并不改变，让人们多少感觉些稳定、安全。且不论格林斯潘的业绩，单单是他十八年半的任期——在联储历史上仅次于威廉–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的19年任期（1951- 1970），就足以让他成为华盛顿的一座地标，就像广场上的方尖碑。
2006年1月31日，我没有那份幸运去目睹格林斯潘离开美联储大厦，不敢妄自揣度他当时的心情，但读到相关的新闻时，我却不由得记起电影《巴顿将军》临近结尾时，将军的一段话：
“一千多年以前，罗马征服者打完了胜仗，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凯旋而归。在行列里，有吹鼓手、乐队，还有被征服国家里的各种珍禽异兽，满载这一车又一车的珍宝和缴获的武器。征服者站在凯旋的战车里，前面走着带镣铐的俘虏，他的儿女身穿白袍，跟他一起站在战车里，或者骑在马上。一个奴隶站在征服者的身后，手捧一顶金冠，在他耳边低声警告说：‘所有荣耀只是过眼云烟（All glory is fleeting）。’”
“我们信任上帝和格林斯潘！”
美元钞票和硬币上都印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2001年，一位名叫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的喜剧演员作了一首乡村歌曲，叫做《我们信任上帝和格利斯潘》（In God and Greenspan We Trust）。歌中列举了当今美国社会的种种痼疾，最后得出结论，“我们只信任上帝和格林斯潘”。其实这首歌的创意实在算不得新鲜，因为早在1996年，当比尔–克林顿和鲍勃–多尔还在为竞选美国总统使出浑身解数、缠斗正酣之时，《财富》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信任格林斯潘》（In Greenspan We Trust）的文章，说到：
“总统候选人们一个个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从这个州窜到那个州，利用着我们民族那种根深蒂固的缺乏经济安全感的心态，大肆兜售种种似是而非的经济方案，从单一税制，到恢复金本位，到19世纪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指天划地地向民众保证，自己的方案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凤凰涅磐’、重现辉煌，而对手的方案只会毁了这个国家。在华盛顿，国会和克林顿政府也是一头雾水，已经晚了六个月，还没有制定出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更遑论今后七年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市场也是上窜下跳，犹如饥饿的幼犬。
“感谢上帝，我们还有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仍将继续执掌联储，而联储则庶几称得上是我国经济的起搏器。对美国经济而言，格林斯潘的连任甚至比谁在11月赢得总统大选更为重要。这个消息到底有多好？本刊刚刚做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财富》10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96%的人支持格林斯潘连任联储主席，超过半数给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表现打了A，只有不到1%的人认为今年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联储理事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称，‘如果你的评分标准是一个肉身凡人所可能企及的成就，格林斯潘绝对可以得A。’”
据说，在美国政府中，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果说联储主席在礼仪上还逊于副总统，但实权绝对在副总统之上。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的一篇报导称，全美有一半左右的成年人不知道现任副总统是谁，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每年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国务卿坐在哪个位置，但如果格林斯潘刚好坐在第一夫人身边，关于未来经济政策走势的种种猜测与传闻很快便会充斥报端。
几乎每个关注国际财经新闻的人对格林斯潘的媒体形象想必都很熟悉：一个谢顶、满脸皱纹、不苟言笑、带着副超大号的眼镜、目光深邃、面部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从来不会直来直去地讲话的老翁。从我们有记忆开始，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给美国设定利率，其中最重要的是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也就是媒体报道中“美联储加息（或减息）”的那个“息”。“艾伦大叔”每动一动利率，或是让市场觉得他有可能会变动利率，华尔街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股市或涨或跌，紧接着，全球经济也同步做出反应。这时的格林斯潘倒真像一位指挥大师：手中的利率指挥棒挥上一挥，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就跟着他的指挥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地热闹起来。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误解：
首先，利率并非由联储主席一人制定，而是由上文提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公开市场委员会由美联储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包括联储主席在内的七位理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其他十一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选出的四位，共十二位成员组成，职责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这个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八次会议，决定是否应该改变货币政策。在会议前，每个成员会收到并被要求阅读《绿皮书》（Green Book），内容为联储委员会对美国经济走势的预测，《蓝皮书》（Blue Book），内容为联储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分析，和《褐皮书》（Beige Book），内容为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有关地区经济形势的探讨。基于这些信息，在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应该提高、降低、或不变更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决定利率走势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并抑制通货膨胀，一个基本的“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是，当联储决定加速经济增长时，就会降低利率，如果决定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平抑通货膨胀，就会提高利率。每次利率的调整幅度都不超过50个基本点（basic point，一个基本点即一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在格林斯潘时期，通常为25个基本点。
其次，联储制定联邦基金利率的只是目标（target）利率，实际的利率还要看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毕竟，美联储没有权利“命令”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中“必须”适用联储制定的利率，而只能通过影响市场供求关系来达到目标。在货币供给和需求中，联储能够左右的是货币供给，而其改变货币供给的最重要手段是“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即在证券市场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例如一年期国库券（T-bills）：联储买进时，向卖家支付货币，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卖出时，从买家手中收到货币，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提高利率。在实际操作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负责操盘在纽约证券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政府债券，因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当然，联储还有其他政策手段，如传统的央行操作：调整再贴现率（discount rate）和存款准备金比率（reserve requirements）。实际上，公开市场委员会每次变动联邦基金利率的同时，也相应地变动再贴现率，比如，在1月31日美联储关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官方公报中，也提到，“相应地，联储理事会一致通过将再贴现率提高25个基本点，至5.5%。”但在美国，再贴现率相对不太重要，因为在联储看来，再贴现率只能直接影响数量有限的有再贴现资格的银行，再由这些银行影响同业拆借利率，而通过变动市场性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就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比行政性的再贴现率更为直接、有效、快捷，因而，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逐步取代再贴现率，成为联储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这些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玄妙的，稍微懂一点经济学入门知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在美联储总部大楼一层大厅里就有一台电子游戏机，来访者都可以玩上一手，测验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能力为美国——我们星球的第一大经济体——制定利率。机器会自动生成各种突发事件，如股市崩盘，要求游戏者做出反应。如果哪个高明抑或幸运的游戏者答对了全部的问题，游戏机就会宣告：“足下正是我们踏破铁鞋苦苦找寻的联储新主席呀！”，仿佛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终于为圆寂了的活佛找到转世灵童一样。当然，这只是个游戏，当不得真。但格林斯潘凭什么被誉为“联储历史上最优秀的主席”？为什么在格林斯潘执掌联储期间，美国的货币政策会被说成是遵循“格林斯潘本位”（Greenspan Standard）、说白了就是格林斯潘认为应当如何？
“格林斯潘本位”
前段时间，一位香港教授说 “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人”，结果在媒体很是引来一阵喧嚣，正反双方攻讦不已，最后也莫衷一是。我们且先不管这位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良有以也”，看看美国的学界一般是怎样评价经济学家的。在美国，通常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最好是某个一流名校的，在大学担任教职，从事独立学术研究，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论文被广泛引用，最好还要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之类的同仁组织及第一流的学术期刊担任编委。按照这些标准，伯南克博士是位“合格”得不能再“合格”的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行长梅尔文–金（Mervyn King）也是经济学大家，而格林斯潘能否称的上是位经济学家，则很成疑问了。
格林斯潘虽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第一，他就读的纽约大学虽然不失为全美一流名校，但素来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其次，他直到1977年、年过半百时才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博士学位也颇有点“妾身不分明”的尴尬，因为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也从来不曾在任何大学执教过；据说他平生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被引用次数为零。
但格林斯潘的确学而有术。早在五十年代，格林斯潘即开始在华尔街经营过自己的经济预测公司，其间他以擅长从海量数据中发掘经济发展趋势、并为大公司高层主管提供决策支持而奠定了自己的声誉。曾于1991年至1994年担任联储副主席的戴维–莫林斯（David Mullins）博士甚至认为正是格林斯潘在50年代最早“发明”了为公司高管做经济形势分析的生意：“他（格林斯潘）是最早专门为首席执行官们量身定做经济预测的人。”他的咨询公司唐森德-格林斯潘（Townsend-Greenpan & Co.）生意兴隆，他本人也成为包括美铝（Alcoa，全美最大的铝业公司）、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Capital Cities/ABC）、J.P. 摩根、美孚石油（Mobil）等大公司的董事。
也许是因为长期受到华尔街的耳濡目染吧，格林斯潘拥有一般象牙塔里的学者所缺少的那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市井智慧（street smart）”，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敏锐的直觉、超强的执行力以及对各种理论模型的质疑。经济及金融资讯和顾问公司“决策经济学”的总裁兼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艾伦–西奈（Allen Sinai）博士评论道，格林斯潘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与胆识的原因之一是，“他（格林斯潘）没有在哈佛、麻省理工、西北或是斯坦福之类的顶尖学府读过书。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没有被任何一种学派或教条所‘洗脑’。”
的确，事实也证明，格林斯潘之缺乏学术背景非但没有影响它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家应有的专业能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制策之道，即“格林斯潘本位”。
2005年8月，曾任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博士在和他的普林斯顿大学同事里卡多–莱斯（Ricardo Reis）博士合著的《理解“格林斯潘本位”》（Understanding Greenspan Standard）一文中，将“格林斯潘本位”归纳为：
“格林斯潘珍视选择权的价值。在他的领导下，联储的政策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纯粹的、在特定时期内的个人判断力，同最小限度的战略局限和最大限度战术灵活性相结合，而且不去费心解释。他审慎地管理联储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且当有新的信息出现时，准备好随时调整利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林斯潘时代的货币政策是随意做出的。实际上，在最近今年中，联储的政策已变得更为可预见，联储也变得更为透明。
“格林斯潘严肃地看待联储的双重使命（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他从不惮于‘微调’货币政策，以达到非常严苛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指标。”
在制策实践中，格林斯潘对各种通行的经济学理论及模型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质疑的态度，早在1984年，他就说过，“很多经济学家不懂得如何区分人们造出来的模型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这实在令人惊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意识到，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使美国完全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失业率长期持续降低的同时，依然可以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90年代中期，新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进步还没有完全反映到美国官方的统计报告中，而失业率已降至5%左右。当时传统的经济学界相信，社会的失业率应该恒定在6%左右，而一旦低于5.5%，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加剧，因此联储应该加息。但格林斯潘认为，此前美国企业在新技术上的大量投资应该开始发挥其作用，美国经济完全可以将失业率降到4%以下而仍无需担心通货膨胀。事实证明，格林斯潘的判断完全正确，为此，很多人认为，格林斯潘是最早意识到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
建立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基础上的“新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何暗示？格林斯潘谦逊地承认自己也没有现成的答案。2005年，在联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体系到底如何运作。现行的经济体系是全新的，那些旧的模型根本不管用。”在格林斯潘看来，今天的世界经济实在太错综复杂、变化太快，试图用一种固定的理论或模型来制定经济政策，注定只能是刻舟求剑。取而代之，格林斯潘引进了一种全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即根据一系列可能出现的结果来动态地制定政策。2003年，联储担忧美国有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一旦发生，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为此，格林斯潘果断地将短期利率削减了一个百分点，并向市场保证，低利率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格林斯潘的风格：不是强行将现实世界削足适履地硬套进某一种理论框架，而是积极而敏锐地寻找通行的概念与模型所无法预测或解释的“异象”和趋势，然后凭自己的直觉和胆识来作出判断，而这些判断往往是正确的。
然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格林斯潘这种凭敏锐的直觉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与风格恰恰也是下任美联储主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批评家指责，在制定政策时，格林斯潘过分仰仗自己的判断，却忽略了建立一套标准化、前后一致的制策原则。布兰德博士在文章中指出：
“‘格林斯潘本位’是高度情境化的，甚至有些机会主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召开一次会议只做一个决定，不对未来的任何行动做出承诺，经常也不会暗示未来会采取何种行动。格林斯潘成功的秘密依然还是秘密。当联储的下一位领导人中坐上主席的交椅，打开办公桌最上面一个抽屉来找寻格林斯潘的武功秘籍时，他定会大失所望。”
的确，尽管格林斯潘的大多数判断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美联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过分依赖个人的“直觉”。正如美国研究货币政策史的头号权威、著有一部关于美联储历史的巨著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迈尔策(Allan Meltzer)博士所指出的：“如果你是格林斯潘，的确很难制定（比自己的判断）更好的规则。但另一方面，从1913年到现在，联储一共有过12位主席，他们中的确有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此外，美国国内对格林斯潘的政策也不乏批评与指责。批评者认为，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忽略了美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即居高不下的财政与外贸赤字，而只是通过玩弄利率来达到短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目标，实在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而其支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亦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为党派私利而牺牲了一个中央银行家应有的独立、中立与专业判断。格林斯潘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也许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gman）。2005年8月11日，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格林斯潘与泡沫》（Greenspan and Bubble）的专栏文章，指责低利率政策助长了当前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隐患。低利率政策，加上金融机构花样百出的新式按揭产品，鼓励美国人大肆借贷以购买房地产，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扬。而美国的利率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等贸易顺差国用手中累积的美元大量购买美国长期国债所致，其脆弱可想而知，而一旦破灭，美国经济很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衰退。照克鲁格曼的说法，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在这些日子里，美国人靠互相买卖房子为生，用的是从中国借来的钱。”素来以言词尖刻著称的克鲁格曼还不忘顺便揶揄一番格林斯潘那种标志性的复杂、繁琐、常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讲话风格：
“格林斯潘没有用简明直白的语言警告大家，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失控。当然，反正他也从来不用简明直白的英语讲话……他说，‘资产请求权的市场价值的大幅上涨，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投资人所要求的风险补偿的降低。这种市场价值的上涨太经常地被市场参与者视为结构性的和永久性的……然则历史从来不曾友善地对待这种长时期的低风险溢价的后果”云云。我相信这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警惕行将破灭的泡沫’。”
但无论如何，大多数分析家依然坚信，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保驾护航，帮助造就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即1991年3月的经济萧条结束后，至2001年轻微的衰退之间长达十年的繁荣。尽管因工作风格与文化的冲突，布兰德博士的联储岁月远非愉快，但他依然不吝将诸多溢美之词加诸自己的前老板：
“格林斯潘有资格被誉为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他在联储主席任内的业绩令人叹服，而且对国家、对联储、对货币政策实践都厥功甚伟。”
作为领导者的格林斯潘
2006年1月23日晚，白宫蓝厅（Blue Room）。格林斯潘的告别晚宴冠盖云集，来宾当中，既有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有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民主党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以及众多共和、民主两党的要人。在政界，切尼与鲁宾可谓势同水火，但却都与格林斯潘相得甚欢：前者与格林斯潘同为共和党人，早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即已订交，而后者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则与格林斯潘通力合作，共同造就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在当今美国政坛，共和与民主两党嫌隙日深，几成不共戴天之势，恐怕唯有格林斯潘这样的四朝元老方有足够的人望与善缘让两党要人在觥筹交错间暂时放下党派之争。
赢得这样的成就与人望并不容易，其挑战在于，第一，要有效地领导联储履行其使命，第二，要善于同政界周旋。几乎所有的中央银行家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这样的挑战，而格林斯潘表现得尤为出色。
先说第一个挑战。美联储是个很独特的机构，有着很独特的组织文化。它由十二个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纽约、费城、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旧金山、里士满、亚特兰大、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和达拉斯——组成，每个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行长、董事会、经理人和研究人员，设在华盛顿的联储理事会则拥有全美最大的经济研究队伍。从创始至今，联储的内部运行多少总是带些“神秘主义”倾向，对“圈外人”天然地不信任，而“圈内人”之间则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团队精神”——就是俗语所谓的“抱团儿”，内部的纷争只能在内部解决，“不足为外人道”，如果诉诸外力就犯了大忌。上文提到的布兰德博士，一位在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经济学家，就是因为将自己对联储工作人员的不满上报克林顿总统，并一再敦促将联储的决策机制变得更为透明，遭到联储工作人员的排斥，最后只能黯然离职。听到这里，喜欢电影《教父》的读者大概会联想起“黑手党（mafia）”吧？至少，黑手党和联储的荣誉准则是相同的，那就是“守口如瓶”（ormeta）。作为“教父”的联储主席并没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他必须首先赢得同事和下属的信任与尊敬，方能有效地行使其职权。这一点对一个“圈外人”来说尤为困难，弄不好就会折戟沉沙。有个带点“黑色幽默”色彩的小故事：1978年，卡特总统任命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一个“圈外人”，为联储主席。米勒不吸烟，自然也不想吸“二手烟”，可每次开会时，坐在他左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沃尔克和坐在他右手的联储理事、著名货币经济学家亨利–瓦利奇（Henry Wallich）——前者酷爱雪茄，后者则一支福尔摩斯式的大烟斗从不离手——总是肆无忌惮地吞云吐雾。一次开会时，米勒在每个与会者的座位前面都放了一个“请勿吸烟，谢谢合作”的牌子，结果沃尔克和瓦利奇对此非但视若无睹，甚至吸得更凶，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满屋子都是烟，米勒被烟雾笼罩着，都看不见了。”最后，米勒在联储主席的宝座上只坐了不到一年，成了联储历史上最短命的主席，由沃尔克接任。
格林斯潘在接任联储主席的时候也是个“圈外人”——此前他从未在联储工作过，而且他的前任有刚好是沃尔克，一个“圈内人”，驯服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英雄，迄今为止联储历史上唯一有资格同格林斯潘竞争“最出色的联储主席”桂冠的人。当时联储内外几乎无人看好格林斯潘会有能力“接过沃尔克的枪”。但格林斯潘的两个品质帮助他很快赢得同事的信任。一是他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风度。他既无职业官僚的势力，亦无学者的孤傲，无论和他打交道的是酒店服务生还是国家元首，他总是不卑不亢。其次就是他出色的经济学素养和对数据的热衷，这使他能够同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找到共同语言，有效地沟通、协调、合作。接任联储主席之初，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个叫做P*的预测通货膨胀的方法。格林斯潘给这项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自己也积极参与到研究工作中，而当研究报告最终发表的时候，他的名字只是很不显眼地出现在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鸣谢”部分中。这种不贪功、不居功的风度自然赢得联储研究人员的好感。
联储主席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主持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能力。格林斯潘是这方面的大师。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他总是让所有的与会者畅所欲言，努力平和讨论中出现的争议，提出能为争论各方所接受的折衷方案。莫林斯博士盛赞格林斯潘：“他尊重他人，更有自信与风度去尊重、吸取他人的术业专攻。”而布兰德博士则这样回忆自己的联储岁月：“1994年中，我进入联储。当时的联储从上到下就像一个井然有序的交响乐团，指挥这个乐团的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上任才两个月，格林斯潘就面临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巨大考验。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道-琼斯三十种工业平均指数暴跌500多点，跌幅达23%，创美国股市单日降幅纪录，这就是美国股市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一”的冲击波迅速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几天之内，伦敦、香港和澳大利亚股市均出现大幅下挫，人们仿佛又看到了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其时，人们还在普遍质疑格林斯潘是否有能力担起联储主席的重任。格林斯潘迅速作出反应，向银行保证联储会提供足够的钱来维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任何金融机构只要想借钱，联储肯定会给。这种坚定的立场安抚了市场，利率降了下来，市场很快又恢复了生机，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竟消弭于无形，现在看来，只不过是长期牛市当中的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几乎已被人遗忘了。多年以后，在格林斯潘本人看来，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竟是在“黑色星期一”当夜居然还能够平心静气地一枕黑甜。那种“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大师风范，实在不作第二人想！
对于一个出色的中央银行家来说，过硬的职业素养、出众的领导能力和处变不惊的大将之风还不够，他还必须学会在政界周旋。美国两党制民主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当涉及到党派之争的时候，政客们诘难其对手来决不手软，决不讲温良恭俭让，颇有红卫兵小将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斗争精神”。这种政治文化从美国建国以来就是如此，以至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政府的副总统伯尔（Aaron Burr）应政见不同，竟闹到非要诉诸“枪杆子”——决斗——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政客们都还能守住“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底线。但无论如何，那些要对国会承担问责的政府官员们普遍视在国会作证为畏途，因为要在政敌刻薄无情的诘难下幸存，一个人总得有点勇气、耐力，甚至厚脸皮。作为政坛耆宿的格林斯潘是个中老手。有一个小故事：格林斯潘有一次去国会作证，那段时间他的脊背刚好有些病痛，走路都很艰难。一位参议员实在不忍心，在作证前，两次在私下告诉格林斯潘，他可以回去休息，作证的事不急。格林斯潘婉言谢绝了。等轮到格林斯潘作证的时候，率先发问的正是这位在私下里颇有人情味的参议员，只是参议员好像忽然变了个人，上来就声色俱厉地指责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博士，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你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祸国殃民！”格林斯潘依然不动声色，忍着痛，心平气和地讲完自己的证词。在最近几年中，格林斯潘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国会作证，一次听证会可能长达数小时，其间定然不乏令人尴尬的问题与场面，但他总能顺利过关，其意志坚强、又长袖善舞可见一斑。
格林斯潘1926年3月6日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年轻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爵士音乐家，曾就读于著名的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并在夜总会演奏过萨克斯风和小号。但他后来还是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74年，格林斯潘步入政坛，出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1年出任社会保障改革全国委员会主席，1987年由里根总统提名出任美联储主席，此后又分别由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提名连任，至今年1月底。
格林斯潘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夫人是著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已于1992年逝世于巴黎。现任夫人安德丽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亦是位奇女子。比格老年轻二十岁的安德丽亚现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国际事务报导主任，2005年7月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安德丽亚就达尔富尔（Darfur）地区的人道危机，质问苏丹总统为何纵容当地阿拉伯民兵对非洲原住民进行种族清洗，结果被苏丹保安强行逐出门外。事后，安德丽亚就此发表评论说：“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提问。他们总可以说‘无可奉告’，但仅仅因为一个记者提问就将她拖出门外，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肖恩–迈考麦克（Sean McCormack）曾就此事同苏丹方面交涉，苏丹官方的答复是：“我们这里没有新闻自由！”.
离任后的格林斯潘打算在华盛顿开办一家咨询公司，还将出任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荣誉顾问，就“全球经济变革”问题，为布朗提供建议，但格林斯潘将不再就货币政策发表任何评论。
格林斯潘走了，同十八年半前步入联储时相比，他的头发更稀少了，步履也显得更蹒跚。他给他的后任——一位年富力强、在学界享有盛誉、却还未曾在公共政策、管理和领导力方面充分证明自己的学者——留下自己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家的辉煌纪录、一个相对健康、繁荣的美国经济，还有几柄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包括屡创新高的财政与贸易赤字、虚火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高企的油价、伊拉克战争……。但对伯南克博士来说，最难的，也许是超越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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