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T业的自主创新实录

张维迎：制度环境对创新很重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张维迎：

　　我先问一个问题，最后我再谈一下。刚才几位谈得非常好，从创新的不同方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商业模式、管理理念、技术、战略成本。我下面问一个问题，希望每个人都能回答。如果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看创新的话，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告诉大家，这个公司最薄弱的那一点在什么地方？创新方面做得最差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王兟：古人讲阴阳五行，最核心的观点就是阳之盛阴该开始弱，TOM是跨媒体，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最强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模式是一个创新，起码在大中华区地区。创新最难最核心的东西如何把不同的传媒的形式真正创造出综合绩效，电视、互联网互动很好，但是户外广告和互联网现在互动就差一点，这是一个辩证，新模式的优点，新模式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弱点。

　　唐骏：大家知道，盛大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刚才一位嘉宾已经对互联网公司做了非常自我的评断，我们和新浪是一样的，就知道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了。谢谢，

　　邓中翰：我们企业是做很底层半导体的芯片技术的，这么底层的话，唐总讲到英特尔的品牌，似乎所有的半导体公司都做得比较低调，在最底层做一些技术，都是卖给很专业的客户。英特尔从十几年以前推出英特尔的品牌，使公司和用户之间发生了品牌效应，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我要长期考虑的创新的重点，日和把星光中国芯技术和用户如何通过品牌衔接起来，这可能是我们很大的注意。

　　江南春：我们在创新上最大的弱点很多地方不敢尝试创新，原因上市公司有很多短期报表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创新是任何一次创新必须当年盈利，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指标，所以使得很多也许是很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只能在短期之内不敢去尝试这是我们可能在创新当中面临巨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军手机视频的广告市场，但是我们为什么一边在说一边从来没有动静，因为整个市场目前时机，我在这个时候应该投入非常多的研发以及投入非常多的商业模式的思考，我知道这个市场一定会很大，如果我们率先开始去做的话，在时机成本或者整个进入成本上面会很大，可能在一个阶段一年两年的时间当中会有很大的利润的损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谈，而没有实际的行动。2006年下半年可能在时机等各方面相对比较成熟，我们会开始低成本进入。

　　石钟韶：我认为我们公司创新比较好在于新产品的推出以及新理念还是比较不错的，创新比较差的，我一直觉得商业模式比较欣赏在座几位的商业模式，我一直琢磨不出来，怎么能像新浪、盛大、分众也能创新一下，这是我比较郁闷的。

　　张维迎：我们在座的五家公司，你认为从哪一家公司学到创新东西最多？

　　唐骏：在座每一家公司都应该学习，无论是新中大、分众也好，我想在座每一位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果一定选一家公司，可能是离我最近的上海这家公司，分众可能是我们学得最多最多的，应该向你们更好地学习。

　　王兟：我觉得每一个公司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我也选分众是为什么呢？在大庭广众之下，我第一次和江总见，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有创意一个广告人，卖广告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打动你，他说话是很打动你的，如果你要把分众传媒拿去做一些非常基本层面，我也很嫉妒他，这个公司上市的时候市盈率270几倍，比高科技最好的公司市盈率平均值还高，比如说大家很讨厌看广告，可以把电梯里面的广告描述就好像比真正的内容还内容为王。我想要说的不是在这里反唇相讥，其实做一个企业也好，做一个人也好，做创新很多人以为是很伟大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别忘了，做创新很多时候是很孤独和痛苦的事情。因为做的创新别人不理解你，很多人不认同你，即使你成功以后，就像他的公司上市以后，别人还说270倍，还要掉下来。真正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最主要是自信，在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他今天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淋漓尽致，TOM集团走过六年的历史，前一段时间很多人不我们吹捧得很厉害，我们也碰到自己内部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了，别人的市值比我们高，我们是不是这个模式错了？有这样的问题。我选他，因为他把自信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人。

　　邓中翰：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跟网络和中国的服务有关系的服务，中星微电子一开始诞生就是做全球化的企业，在做技术必须是世界上领先的，我们在商业模式上，从公司建立到运营，一直到发展，一直做全球化的工作，就像微软、英特尔等这些公司技术一旦出来，是不分国界的，需要全世界和全球化的。这几年在国内办企业的过程中，当然是国家需求了，我感觉是非常孤独的，因为很少有企业像我们这样的，在瞄准国际最尖端去做，在商业模式上更多是学习国外非常成功全球化企业如何做，像英特尔。像国内企业模式和我们非常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想学也不可能学过来，因为企业创业最核心的理念不一样，在硅谷做了六年下来，然后把硅谷的模式在中关村做起来了，商业模式更多像硅谷的商业模式，跟国内面向网络服务和用户率和各种各样的创新模式不太相关，我们的模式在硅谷验证了四十年，非常成功，我只是把这样的运营模式搬到了中国，在新的领域打败了国际竞争对手我很抱歉，我没有很好研究过。

　　江南春：我纠正一下王总讲270倍，因为有一些股份的调整，不是真实的利润，我们现在的市盈率只有20几倍。我想如果让我去选，我最羡慕的企业一直是盛大和TOM都是我羡慕的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刚才说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从模式角度说，我最喜欢的模式是B2C的模式，直接跟中国广大消费者收钱的模式，从网络游戏开始收钱，像中国十亿人民收钱和和中国两万个广告公司收钱，难度和生存模式不同，我要天天飞到全国各地跟大客户见面，王总不太和具体哪个客户见面，B2C模式潜力是更大的，尤其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把广告描述得很好，使得很多广告主掏钱，我真正想做的广告给别人看完，还得让看的人掏钱，这一直是我想要的模式，我想在2006年创造出这个模式，我最后达到的目的，强迫别人看了广告，别人还掏钱给我，这是我最喜欢的商业模式。

　　石钟韶：每次在电梯口的时候，一直非常羡慕江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商业模式的创新具备巨大的能量。广告公司有一点不上不下的概念。和传统行业相比的话，不够扎实，上面没有像互联网公司更有创新。软件企业夹在中间实际上是最尴尬的局面，管理的创新其实对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人家认为都是高科技企业，都认为我们是非常创新的，我们跟上面相比差远了，跟下面相比整个管理来说，我们跟传统产业相差很远，企业里边来自双方的压力，学习传统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流程化的管理，又学习高科技的网络公司的创新方面的思维，对我来说，应该是被夹在中间的夹心饼干。

　　主持人：那面三位来宾是在国外受过教育，当然本科是在国内受教育，在日本、美国，在这两位是在国内受的教育，如果你们三位没出国，限制了视野，路径可能是另外一样？如果两位出国会不会更成功？因为下面很多本科琢磨是否出国还是不出国？

　　邓中翰：我们做的技术很大程度上在国外念博士在工作和创业过程中学会的，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段经历，不可能今天在国内做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应该说学习对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才能够在中国因为用了以前的技术赚到外国人钱，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在国外，赚的是外国人的钱，出国以后，不管学的专业技术也好还是商业合作也好还是来自于海外的东西多于国内的东西。

　　唐骏：我在国外期间，特别是在美国，自己也创业过，也拥有过几家公司，如果没有去国外，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我现在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我在微软有十年的经历，如果没有微软十年的经历，我想可能也不能达到今天做职业经理人的境界。

　　王兟：出国的经历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云南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当时比较年轻，20岁不到，好像也是很好的职业，我当时学的是化学，还是分析化学，在研究所里面工作。我很快发展我不可以忍受那个工作，表面上是第一流的研究所科学家，但是事实上日常的工作之琐碎，人事关系之复杂，而且对我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讲，整个环境是太“窒息”了，我看不到自己会在那个职位上再做二十年。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必须得离开中国科学院，我不管去哪儿，我也得离开中国科学院，没了工作也得走。这和创新的话题也是有一点连在一起的，人生很多的事情，不放弃就不可以得到。如果当时出国实际上是我放弃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远走他乡最好的借口，这也导致我人生的变化。当然我出去学到很多的东西，经历、见识对我也是重要的。我当时出国以后，我一直在心目中想学，我是比较偏远的，云南的，比较边疆的省份到国外去，我心里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想寻求什么叫做世界第一，为什么寻求世界第一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云南，八十年代的云南不可能是世界第一的，我发现国外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到了英国，我们不是世界第一，瑞典才是世界第一，到了瑞典，瑞典说我们税又高，所有人都在酗酒，这怎么可能是世界第一呢，到日本，他跟你讲他不是世界第一，到底什么是世界第一呢，有一天我在牛津大学的草地上，我躺在那个草地上看书，听到美国两个游客在讲，世界第一流的草地，我听到有人在说世界第一了，就问胖胖的喝啤酒的园丁，你怎么打理世界第一流的草地，那个人一番很简短的说话对我很有启发，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直这样剪三百年的草，就变成世界第一了，我学到的是什么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到最好，你就是世界第一。

　　江南春：我是读中文毕业的，英文基本上不会讲，出国会死得很惨。我在中国差点没毕业，出国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第二即使出了国，肯定比我现在经历差很多，只能在中国混了。

　　石钟韶：北大的同学很多都出国的，其实我也是梦寐以求，一直想出国，但是英语水平比较差，考北大的时候，我那时候英语考了16分，到了北大以后，想出国，出国毕业时候没考成功，到杭州在学校里面做了三年的助教，到浙大读硕士，那时候一直想做科学家，一直想出国，就是因为命运的问题，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刚刚碰到89年，那一年不太运气了，我也去了一个工厂，做了一年钳工，一切科学家的梦都没了，只有自己从头开始，所以说转了一圈，打了几年工，1993年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出国确实是我的梦，但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后还是想自己好好在国内发展，其实混得还不错。

　　主持人：相当好，在财务软件方面，用友、金蝶、新中大他们占了相当大的份额，相当不错，但是江南春和石钟韶所说的，有时候想做，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在国内也干出了一番事业，相当好。

　　提问：

　　创新伴随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效率提高，使大部分的工人失业或者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对一个企业来说，责任主要是谋求利润，然后创新，对这个企业非常有作用。企业除了对于企业主、股东的责任之外，对于社会的责任，怎么平衡呢？

　　张维迎：

　　从目前的历史来看，技术创新可能在短期内使得一部分人是工作，但是长期来讲，更多的人创造了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想企业家的责任，企业家赚钱的目的和社会的责任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我们看到他们这几位创造的都是新的产业，可以说没有他们在这儿创新，没有为此创新的话，好多人工作饭碗没有那么好，当然他们也会挤掉另外一部分人，大家都得不断努力才行。

　　主持人：北欧一些国家工厂开得不多，像诺基亚这样，但是国内福利很好，他在全世界把高端的钱赚去了，享受得很舒服，咱们就做低端的苦力，辛辛苦苦，就吃个饭，就赚个吃饭钱，所以他们的创新，像芯片，如果左右的东西都用别人的芯片，得花多少钱，现在中星微的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占了60%的市场份额，等于给中国赚钱了，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张维迎：首先王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老师做创业的研究，海归派的成功概率要低于土龟派，也就是本土派的成功概率。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什么？这和我们国家特殊的环境有关。中国现在好多事，网络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海外留学的人不太善于或者说原来的网络已经断掉了，不能连上了，这是一个劣势。但是我个人的判断，越是传统的行业，本土派的优势越大，而相对来讲，越是高科技的新的行业可能海归派的相对优势，同时十个人创业，海归派三个人成功了，本土派五个人成功了，传统行业本土派可能是六个人成功了，海归派可能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需要企业家本身适应环境，另一方面意味着很多环境本身要改革。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都创业，未来新的产业已经开始，产权制度现在比较明确一些，不像好多领域做的话就非常难。

　　第一，制度创新，一是国家的层次，一是企业的层次。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自主知识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更多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如果国家的企业它本身缺少竞争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话，回到王老师讲到的问题，我们不创新人家国家在创新，这实际上影响到不仅仅是我们有没有技术，更重要的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花同样的时间，创造价值是我们的好几倍，我们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比较富有的国家。一个企业家谈自主知识创新，这是企业生存的必要也是肩负民族的责任，我在CCTV经济年度人物时主持人问我，如果你希望今年大奖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说两个字，骄傲，中国人为他感到骄傲。技术的创新、理念的创新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始终知道自己最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最薄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做1%的努力，你达到的效果是30%、50%，每一个企业希望不断思考自己最薄弱的地方。有些企业可能永远在某一方面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理念创新好，一直不断扩大这个，弱点可能不注意，最后可能还是要垮下来了。前天我刚到企业被注销了，就是科利华。几年前花了一个亿推销一本书《学习的革命》，也是很好的创新模式，可是垮掉了。最容易做出的创新，都是最不重要的创新，别人没有办法很难跟得上的创新，这就是重要的创新，别人很容易跟上的创新，这不是很重要。我想整个创新依赖于思维意识，用企业文化来讲，一个企业领导人没有创新的意识，这个企业很难创新。唐骏先生刚才讲的送月饼的事，是一种意识，说明有创新意识，就这个事本身来讲，一讲以后都可以这样做，这是没有任何长远价值的。

　　作为国家整体产业来讲，技术创新是最基础的，企业的创新要学，相对比较容易，技术积累的创新就很难了，像英特尔，我们怎么赶呢？很难了。对于企业来讲，不要避重就轻清，技术不行靠其它东西来做，如果太多的企业在技术上不花功夫，希望通过其它方面来做，这是很麻烦的。包括商业模式，商业模式非常重要，我一个经济学的老师更看重这个，因为技术我完全不懂，中国有一个卖得最好的杂志是什么呢？《读者》，如果大家都办《读者文摘》的话，哪有那么多的文可摘，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有最基础的东西，对产业整合、商业模式的组合，一定有一些基础的东西要能做，这一点我特别佩服邓中翰，他做出这个芯片来。几十个亿的手机短信，我听说中国一年芯片的进口是700亿美元，起码5600亿人民币，你再想一想拿到40、50亿就高兴得不得了了，这一块中国人最弱了，我当然希望钟韶有什么样的目标，能拿到什么样的份额。

　　创新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的创新是整体行为，现在的硅谷也是整体行为，文和武都放在一块才行。我最近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学会合作与价值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娱乐媒体涉及到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服务商，最后消费者付给我们一百块钱，谁在这当中拿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企业很难做大做全，大家不会合作，大家想占得更多，争论不休，闹不好自己做了，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做，这是我提的一点。我相信这几位台上，做得比较成功比较优秀的，当然我要仍然不断提醒，怎样理智学会与价值的分享。

　　第四，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不是具备？我们仍然不具备很好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比如融资体制，下面还谈到银行的盖子，也希望在这上面进行讨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国家的产前制度保护。产权制度的保护不仅影响到创新的速度，更重要影响创新的方向，为什么呢？十九世纪的创新，不同的国家，由于对专利法律的有效性，最后导致，创新的方向不一样，因为不同的产业对专利的敏感度不一样，有些产业没有专利，照样创新，因为可以靠秘密保护他，有些产业不可能用秘密，我现在担心，如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大的迈进的话，我们企业家也有一些创新，可能创新领域比较陈旧的，对经济下一步发展不是那么关键的领域。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呢？网络游戏可能是比较好玩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长期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带来的是什么？做游戏的产业比做软件的产业赚钱多得多，我去调查了一下，大部分做软件的产业赚钱不如开餐馆卖饭，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我知道开一个餐馆租房子、装修一个亿一个亿往下投，很多企业拿一个亿投资很难的，这是国家的问题，仍然要呼吁制度完善做努力。

　　最后，任何一个企业要持久的发展，企业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要在国家甚至国际大的经济、政治走向有一个大的概念。第二，对行业的走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第三，对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有一个很清醒的概念。为什么要有行业的走向，企业领导人，办好多事，在哪个时间没有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个产业五年、十年怎么样，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有真正有创新的，最多是模仿，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其实我们在讲，二十年以后，管理学院、商学院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想这个事。我希望我们在座好多的企业家，确实有洞察力，把握未来的去向。

　　谈到创新，光华新年论坛怎么创新，如果在座哪一位给我们提一个很好方案的话，可以给你奖励，谢谢大家！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原因，下面还有一些条子没有一一回答，他们关心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他们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呢？还有的关心投资合并项目，IT产业对中国跨越式的影响，等等，我们这个论坛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结束，但是任重道远。12月大家集体学习，12月27号特别提出，29号胡锦涛到科学院视察的时候，到五中全会把这个提出来是环境逼迫的，中国到这个时候必须用自主创新才能冲破经济发展的死结，任重道远，青年人要想到窝心藏胆的精神才能让中国走向产业链的高端，不是一次研讨会能解决的，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论坛，下午还有分论坛，谢谢大家继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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