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16日第九届CEO年会直播实录(三）

　　专题七：迎难而上-在不确定性、权力和责任间寻找平衡

　　直播员：因为主会场的会议和媒体中心的发布会同时进行。我们继续直播主会场会议。 10:21:32 

　　主持人：我们现在开第二次会议，我希望大家昨天晚上过得很愉快。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威士忌的收藏夹，我想CEO可能都喝酒的吧。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议题，“迎难而上，在不确定性、权力和责任间寻找平衡”，CEO现在正在参与我们讨论。他们是杰米·戴蒙，美国摩根集团的总裁，冯国经博士，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William Kupper，美国《商业周刊》的总裁，刘晓光先生，中国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0:23:14 

　　主持人：首先请杰米·戴蒙先生来讲一下。 10:23:31 

　　杰米·戴蒙：我非常喜欢我面对的困难，尽管非常困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10:23:59 

　　主持人：我们听到了美国非常多的丑闻，那么你对CEO是不是也有一些自由呢？CEO做规划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空间呢？ 10:24:27 

　　杰米·戴蒙：我想这是一样的，他们是可以做出这一点的，他们可以做出非常多的决策，并没有受到这些丑闻的影响。 10:24:59 

　　主持人：下面是冯国经先生，他是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他是香港著名的人士，而且得到了很多著名的奖项。您认为在亚洲这些年，这些CEO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0:25:16 

　　冯国经：我认为东西方的经济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东西方的CEO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现在占首席地位的执行官，就是我们怎么样进行超前的结构，而且在公司治理的里面，把社会责任给予聚焦，能够就此采取一些行动，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环境和欧洲的环境，我们非常关注这些方面的发展。 10:25:40 

　　主持人：William Kupper先生在出版业和周刊方面有非常多的业务，而且一直在《商业周刊》做出版工作，他是一个越南战争的老兵，你认为现在CEO的工作主要是什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10:26:09 

　　William Kupper：我他主要要看清未来的方向，能够界定我们公司的结构，公司未来的情况？而且知道公司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任务。我刚才介绍了，有一位首席执行官说，管理是一门科学。CEO的工作是一项艺术，CEO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是要迎难而上的，我们CEO都要做好这个工作。这是很难做到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工作。像戴蒙说的，在飞机要系安全带，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机会，而且是要创造的机会。 10:28:05 

　　主持人：北京首创集团是刘晓光先生创立和领导的一个公司，他处理金融和投资方面的业务，他在北京有很多的业务，而且和跨国公司有很多的业务。刘先生现在请你参与我们的讨论，你认为CEO有哪些方面的业务，他和股东有什么方面的责任？ 10:28:27 

　　刘晓光：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有很多是任命制，有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了。我们作为国营企业来说，有很多的苦恼，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创造利润，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社会责任。我们的责任要有精英的责任，还有只能赚钱不能赔钱，另外出资人和经营人之间还没有一种明确的契约责任，所以经营人经营起来比较苦恼。 10:28:53 

　　主持人：刘先生，由于你的经营是非常独特的，股权也是非常独特的，你有这么强的驱动力吗？你一定要证明你自己挣钱的能力吗？ 10:29:11 

　　刘晓光：我们的确是很强的驱动力的，因为我们有5个上市公司，我们有很多的股东，不是我自己要证明自己赚钱的能力，实际上没有办法的事。 10:29:38 

　　主持人：下面我们开始提问，请你把手举起来。 10:30:25 

　　提问者：刘总，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了有很多的苦恼，但是在苦恼当中你看起来还是很轻松，很开心，你是怎么得到的？作为一个领导，你谈到了这个管理是一个艺术，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个艺术能不能得到呢？刘先生请你先讲！ 10:30:44 

　　刘晓光：这个过程也很痛苦，一方面我今天关心着污水治理，明天关心着电厂，这个过程很苦恼，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我就熬着吧，有人讲了，熬出来是伟大的，这就是CEO的痛苦。 10:31:05 

　　杰米·戴蒙：艺术是可以学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的扮演，你们要学习，要学会你们就可以达到你们的目的地，但是它是可以学会的，但是有的时候虽然做得不那么好，但是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做的同时也再不断地学习，所有的CEO都有一个逻辑的机会，这样也会使公司发生变化，它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他就会与众不同，从公司的内部外部看都是这样。 10:31:29 

　　冯国经：我想真正的CEO都是从学徒来讲的，都是和别人一起工作开始学到的。就像杰米刚才讲到的，我实际上并不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是中国人，这种持续性的问题，连续性的问题，和这种公司要有一个完全新鲜的一种态度，每4年就要变化一次，我认为是非常有破坏性的，刘先生刚才提到的，作为一个专家而且跨越很多的部门，在你的领域里是如何成为一个专家的，我想我们是在一个供应链里面。 10:34:24 

　　冯国经：我想很关键的一个领域，我想我们每天处理二到三件事就休息不了了，我做三件事就要做三件事，其他事情就做不了了。刘先生，你必须要把你的工作优先化，放到一到三件事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放到一点上，你应该是有一些经验，你是不是有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能够把你的知识放到里面，我放到专业的领域里面是非常难的，你要有教育的费用，一些专业的费用，有一些技能是必须要掌握的，怎么样来协调，怎么样转换。你像DNA转入到你的系统里面去，这样是可以做到的，我认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做到一个错误，你是不是在基层工作很长时间才可以到达高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很多人在非常底层工作最后进入高层，他并不只是看到了公司非常微妙的方面，而且看到了公司的前景。我认为这是可以转让的，可以把一些新的人带进来，这是可以做到的。 10:35:50 

　　提问者：我从更加年轻一代的角度给你们提一个问题，我想从你们的一生当中学到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年轻一代怎么样学习？我想请刘先生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你的一生中得到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 10:36:12 

　　刘晓光：第一个讲，在自己最幸运的时候想到最痛苦的事情，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想到最幸运的事实。第二个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样的事情。第三个，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10:36:33 

　　冯国经：三个主要的教训告诉你了，并不是说你要做多少工作，而且要客观地看待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都否认你痛苦的一面，这是人类的本质，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他们是一些粉丝，你必须要抓住向你开放的机会，这些机会别人也是有的，另外你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你必须要采取行动，而且人们必须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补充一下。他们谈到了开放性，或者是阻止别人谈话，阻止别人创新，而且他们没有到基层看过，真正的基层是怎么样的？而且要从分析家变成官员，我认为三个教训首先是要能够把别人付权，我认为这是一种权利，而且是最后时间形成的。当别人给你谈话的时候，给我做点事，这个人他感到，他信任我，我想这是个人沟通的一种技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技能。 10:43:04 

　　冯国经：第二点就是要把焦点放在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是短期和长期的一种平衡，这是一种短期内的焦点，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你要是在树林里面工作的话，你非常容易把大的树木砍下来，边边角角砍下来。我们作为利丰公司有一个五年计划，而且把五年的规划再放到三年，在三年你能做到什么。就像中国一样，他们有一个五年规划，在三年中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完全是由上到下的重复。 10:44:11 

　　冯国经：我们可以把长期和短期把它做一个交易，再一个交点就是要把DNA重复，而且我们要做一个信息，一个重复的信息，这就变得非常乏味。有人问我说，你要再做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我说我会做房地产。你是不能做一切事情的，我们会听取客户的反馈，包括媒体的反馈。 10:44:43 

　　冯国经：第三，这是一门艺术，你必须做出决策，世界上30％的人是不能决策的，只有20％的人能够做出决策。对于其他的20％可以作出更大的决策。我想说我有3个A、3个B。我要关心团队，所以不要过多地强调我的作用。 10:44:59 

　　提问者：我给嘉宾提出的问题是，你们谈到了你们的作用，那么你们能告诉我们，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模范，会有什么样的偶像，你们得到了什么？ 10:45:18 

　　提问者：其实我观察很多人怎么去做事，比如说我看到他们怎么来决策，怎么来解决问题。他们是我的导师，我从来没有意识一个人在推动着决策发展，我为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并不是说只是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你会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习，有些人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先生，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偶像呢？ 10:46:50 

　　刘晓光：世界上很多的CEO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人，比如说像杰克·韦尔奇，在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10:47:03 

　　William Kupper：我是一个家族企业，我有一些经验想给大家分享，在早年的时候，我父亲50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多经验。我们企业有很多的责任，现在叫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很早就有这样的责任，我们从早期开始就为社会作出贡献，我如果告诉大家，我的偶像是《财富杂志》的主编，这样《商业周刊》的人可能会很吃惊，他在《财富杂志》已经工作了8年的时间，我观察他很长时间了。你要有幽默感，要观察客户，这些东西都是向他学习的。另外，所有的CEO必须具备的，也是向他学到的，你必须向你的员工提出很多问题，向你的部门提出很多问题，提出这些好的问题，让你的员工能够有好的想法，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10:47:33 

　　提问者：你好，我在中科院研究做过一个关于CEO压力和缓解的情况调查，我发现在中国的CEO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比如说股东的压力，政府管制的压力，还有领导员工的时候有一些执行力的问题。而且中国人心理医师还不发达，能给他对话的人也比较少，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怎么使他们保持健康，能够使他们保持一种精英的财富。在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能够找出一种使他们变压力为动力的方法？ 10:49:29 

　　主持人：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你提到，可能刘先生你的偶像是韦尔奇先生，还有其他的CEO，在中国随着世界的开放，个人现在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刚才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怎样才能有机会更好地表达自己？ 10:49:57 

　　刘晓光：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为什么我们CEO压力很大呢？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就是恨能人，你有能力，就有人拿大棒子打你。怎么样减轻压力，我觉得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一个就是把工作干好就好了！如果实在有压力的话，就看看武打片呀、凶杀呀，实在不行就到山上去走一走，如果这样做还不行的话，这个人肯定不行。 10:51:08 

　　主持人：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西方片，我可以看出来刘先生的沟通方式和其他先生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向戴蒙和Kupper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两个人所从事的行业就是在中国受管制的问题，你们在中国碰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10:52:53 

　　William Kupper：刚才你问的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确出版业在中国是受监管的，但是我们已经做了19年，我们马上就要庆祝生日了。我们需要人才，再把信息传到总部去。 10:53:28 

　　杰米·戴蒙：对于很多经理人来说，你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你要有自己的体验，你要自己理解你自己的员工，我们刚才谈到了偶像，谈到了导师的作用，你要从他们身上学习好的经验，你不能够任人唯亲，你要真正了解其他人。你要建设的企业应该是人们信任的企业，而且那些有才能的人真正得到晋升，是因为真正有才能。 10:54:07 

　　提问者：我来自新华在线，我有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从毕业工作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我在工作中经历过很多的CEO，我在工作中发现有很多的CEO，他们的智商非常高，但是情商非常低，有的CEO是情商非常高，但是智商非常低，那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平衡呢？ 10:54:41 

　　提问者：就是IQ和EQ都非常好的人？第二个问题呢，因为我在美国和中国都工作过，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板要求我是越简单越好，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我发现很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想请各位回答一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一种能力。谢谢！ 10:55:50 

　　William Kupper：如果谈到智商和情商的话，我更重视情商，我不知道有些人也重视智商，如果你没有情商的话，那么你是不能工作，显然二者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二者选择的话，我会更多地选择情商。谈到复杂性和简单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当我给我的员工讲话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你不要告诉我这件事和什么相关，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变成可以解决的问题，作为管理层来说，你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可管理的问题。我特别对他们那些总说问题多么复杂的人，总是给予他们相反的答案，我们总要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有意义的简单的问题，我们在中国这个环境里，也是要寻找这样的人，把大的问题变成小块的，简单的问题。 10:59:50 

　　William Kupper：我在BBC曾经用一个字，叫不可理解，我的邻居告诉我，你用的这个词不懂。很多人会上商学院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这并不能提高自己的情商。另外还有PQ，这关系到你的热情。谈到复杂性，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你不可能总把任何问题列出三点，世界不是是和否的问题，我们就是生活在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没有智商和情商都是不可以的，我们不可能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这样的话是不可理解的。随着你的成长，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复杂和简单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1:00:32 

　　刘晓光：谁不想简单呀，但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太复杂了。你比如说在香港，如果你要上市，违规的话，你是没有人理你的，不可能找什么官员的，但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环境，你不可能简单得了的。 11:00:51 

　　提问者：我来自资本世界，对于起步的公司来说，我们怎么样和成熟的公司提供经验，特别是对今天复杂的环境，我们怎么样领导新兴的公司来进行发展，对刘总来说，我有一个风险投资的问题，在美国来说，风险投资公司总是变换CEO，但是总中国很难变换CEO，如果要变CEO的话，你可能毁掉公司。 11:01:07 

　　主持人：那么承担风险的能力是需要学习的，作为一个新的企业，你必须要承担风险，这个能力是一个成功的未来企业领导者不可缺少的素质之一，除此之外你还要有设计的能力，设计远景的能力，你还要有道德准则。 11:02:27 

　　刘晓光：她这个问题提得很对，中国的CEO很难变。中国的CEO不光想当CEO，他还想当老板，所以很难变，不光想当CEO，还想当股东。你像中国的公司，我们的公司都说谁谁的公司，一说CEO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像摩根大通，一说公司名字都知道，但是很难知道CEO是谁。我们中国就是没有这种治理结构、信息结构、治理结构的透明的概念，所以造成了中国的CEO很难变。你比如说当经理， 11:04:11 

　　刘晓光：年终的时候我要发言，那就发言吧，股东很难说，所以说中国的风险投资进行起来很难办，很多的风险投资我们都撤了。 11:04:24 

　　提问者：我想问的问题是说，现在的企业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一种风险，我想问一下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机遇呢？ 11:04:37 

　　杰米·戴蒙：我觉得对于摩根大通来说，它在全球做得非常好的，而且不管它出现什么的冲突，不管遇到什么地缘政治的风险，我们公司都会很好地分析。现在各种各样的公司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有些是给它带来利益的，有些不能带来利益，有些公司是能够做的，有些是不能够做的。作为政府来说，一定要关注人，以人为本，作为公司来说，也是这样，有些工作是能做，有些工作是不能做的。在美国呢，美国政府有这样的规定，在美国能做什么的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政府都是有规定的。 11:04:56 

　　提问者：我想问一下，对于家族起来来说，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是刘先生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也跟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也谈过，他11月11号也到这个酒店来了，我们也开了一个会，我们刘先生也是一个机构组织的成员，我也是一个成员之一，当时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沃尔玛在全球采购他们10％的产品，因此沃尔玛也享有了中国非常低廉的劳动力的这种优势，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沃尔玛能够实现最大的方便。因此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沃尔玛现在呢我们想捐助500百万美元，如果它真的捐了这些钱的话，但是你们面临的是你们的董事会，一定要搞个电视节目什么的。 11:08:18 

　　主持人：对不起，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你的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11:08:34 

　　提问者：我的问题就想表述这个，现在让他们回答吧。 11:08:59 

　　刘晓光：实际上讲，一个企业都是一个企业公民，应该在环保上做一些事情。但是企业之间并不一样，像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在环境保护上多做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看这个企业的CEO有没有这种决心，所以我们组织了一百多个企业成立了一个治沙基金，要不然这个风沙已经刮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了。 11:09:19 

　　主持人：这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11:09:45 

　　刘晓光：第一个我们现在叫术业有专攻吧，我们现在只投资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因为中国的企业是兔子，一天不能没草吃，外国的企业像骆驼，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东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国家还有一些限制。现在中外合资问题解决了，金融领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很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有的人才从我这些来了又走了，所以有的东西我拿不到。 11:10:01 

　　提问者：我想还是让CEO成为一个骆驼吧，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想问这样，比如说你们在搞媒体方面的，你们做得怎么样呢？比如说CEO他们的薪金是怎么样的？CEO的薪金定位问题能不能讲一讲？ 11:14:44 

　　William Kupper：我们的《商业周刊》也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应该由出资人给他定工资，至少很多年就是这样的。因此应该作出一个合理的薪酬给CEO，但是应该和绩效联系起来。我想好的CEO他都是名人，选择CEO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1:15:15 

　　提问者：我是经贸大学的一位代表，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议，跟你们比我是一个孩子，我有一个问题，但是可能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但是我还想问。你们能不能讲一讲，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要换工作，我不知道年轻人怎么给自己定位，他们经常找工作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怎么把年轻人留住，让年轻人能够待长了，能够保住非常好的这些人？ 11:15:36 

　　杰米·戴蒙：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人们经常会跳槽，为了多挣钱嘛，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这样对他的职业生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我想年轻人不应该反复的尝试，试来试去没完没了，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有的时候走可能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老板或者是总经理等等。还有一些公司太宠着这些年轻人了，不给他们足够的工作来做，他们就走了，你也不喜欢我们这儿的人呢，是不是啊。 11:15:59 

　　冯国经：可能两年一换，三年一换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你选择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性，你不要翻来复去地换工作，年轻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挑战，因为一个公司要给年轻人各种各样的培训。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了解这么一点，你应该先学习，学习了之后再积累，不应该是钱的问题。你自己应该挣钱以后的事，现在对年轻人来说应该先学习，然后再厚积薄发，这是很重要的。 11:16:18 

　　提问者：你们首创今年做了很多事情都很成功，这是不是因为你很有办法，比如说“行动中有忍耐、忍耐中有行动”？ 11:17:57 

　　刘晓光：你说的这个事情很对，很多事情必须要忍耐，我们首创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忍耐中有机遇，同时你要善于抓住机遇。当然我们首创公司有成功，也有失败，在去年我就有两个失败，第一个首创置业上市在中国没有成功，再一个首创基金也没有成功。所以要做事要忍耐，但是要在忍耐中善于抓住机遇。 11:32:50 

　　提问者：我再问刘先生一个问题，西方环境和中国环境有很多的不同，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不同呢？ 11:33:07 

　　刘晓光：我实际上非常喜欢西方的文化，喜欢这种精英中有秩序的法律的环境，我觉得对中国的公司特别有好处，但是我觉得完全把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也很有问题，这是一个融合的问题，怎么样把西方的观念、理念结合起来，和中国的公司结合起来，这就非常强大了。所以我们也是和法国的铁路、跟香港的地铁，这些都是都结合起来了。 11:33:25 

　　提问者：我是天津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也接触了很多大型公司的执行官，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国外的总部的CEO，他们和中国的CEO可能不太一样。外国大公司的CEO呢，他们似乎更关注的是外国长期的发展，而中国的CEO呢，从我的经验来看，他们似乎是更关注利润，我觉得。所以当我们在和中国的机构进行沟通的时候，根据我们当地政府的要求条件，有的时候不合乎情理了。现在讲到了大公司的难处，在中国做生意怎么样的难，但我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们，这些CEO是不是也同意这些复杂的问题？ 11:33:47 

　　冯国经：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要看人是怎么做事的，我并不下级很多的压力，刚才我讲到了我并不给手下很多的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够使手下有很好的活力的话，那么你怎么样使企业有很好的发展呢？怎么样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呢？我想企业搞好是一个前提，先把自己的企业搞好，然后才有立于道德方面的做一些好事。 11:34:11 

　　提问者：你觉得你们公司是不是也遇到一些文化方面的冲突呢？ 11:34:26 

　　提问者：在媒体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文化差异的问题？ 11:34:38 

　　冯国经：我们对于我们所服务的地区，这方面也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尽量把自己的业务做得符合当地的要求，比如说在中国就不一样。在更多的公司都在寻求全球化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及时地发现，他们会适应的，而且他们和今天不会不一样的，因为世界是很大的，我们和德国公司做工作，CEO就会说德文，今天已经不这样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适应的。谢谢！ 11:34:50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在总结之前，我们会给人们发一些奖项，我请我的同事们给大家发奖。然后是我们的学生志愿者，现在给提问人发奖。 11:35:08 

　　主持人：谢谢，女士们，先生们，请把大家的调查表填好，发下来，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20分钟之后请大家回来，感谢我们的演讲人！ 11:35:27 

　　直播员：现在直播转到媒体中心媒体见面会。 11:35:49 

　　提问者：非常感谢，我是小康杂志的编辑，我问摩尔先生一个问题，有些专家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后WTO时代和后改革时代，您作为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您现在认为中国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谢谢！ 11:36:12 

　　摩尔：中国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中国领导WTO事业的人也不像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我相信中国可以引领世界。在五年的时间里面，将会开始一年一度的复议，根据WTO的情况，作为中国的朋友，作用他们是有些担心的，认真在中国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其实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时候中央的政策制定下去了，省级的或者下面执行并不是很彻底，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要比我想象得要好。 11:36:29 

　　提问者：我想问古斯芒总统阁下，在独立以前，东帝汶作为印尼的一个省，在政治外交方面都由印尼控制，独立以后政治外交都已经独立了，那在经济方面是否也已经独立了呢？谢谢。 11:36:43 

　　古斯芒：我们东帝汶建国已经3年了，我们是3岁大的孩子。我们正在各个方面要做得更好，有很多有的事情要做。我们要做很多的建设，做人力资源方面的建设，我们要更多地参加国际上的事务，我们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现在一切事情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确实在这3年中，我们也接受了很多国际上的援助，相信有这些帮助，我们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确，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是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有一个好的政府，有好一个好的法律，我们就有好的发展。 11:37:00 

　　古斯芒：在昨天的论坛上，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在昨天的发言上，有的人有的提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政策的重要性，还有人谈到了少一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在东帝汶我们有非常多的矿产资源，因此我们觉得我们有非常多的发展优势。 11:37:11 

　　提问者：这个问题是问WTO多哈谈判的问题，现在的多哈谈判是因为农业问题而陷入了僵局，现在挪威也是支持农业高税率的国家，而且现在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有助于最贫穷的国家的，现在挪威也和一些国家有一些协议，您这位这些协议是不是有助于挪威躲在世界上这些最穷的农业国家身后呢？ 11:41:29 

　　摩尔：自由贸易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穷国和富国应该获得同样的权益，没有人一定要求你买泰国的红酒，一没有人要求你买韩国的大米，我们了解政治，我要强调的是要给贸易真正的自由。因为我还想指出WTO这种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取消一些强权，如果中国现在还没有加入WTO，那现在的世界就是非常危险的社会，那每年美国的国会要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日本的国会也要这样做，巴西的国会也要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11:43:30 

　　古斯芒：我不想增加什么东西了，因为摩尔先生已经回答得很充分了。挪威向来是给穷国非常支持的国家，它经常是无私地补贴穷国的一个国家，它向来非常大方的。 11:43:57 

　　提问者：我是中国电台葡萄牙语频道的一个记者，所以我请求可以用葡萄牙语和东帝汶总统古斯芒总统直接对话。 11:44:25 

　　主持人：没关系，只要你再把你的问题用中文重复一下就可以了。 11:44:41 

　　提问者：为了实现联合国所提出的千年宣言，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总统先生认为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在发展经济和其他方面应该还再哪些方面的努力？ 11:44:54 

　　古斯芒：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有非常大的作为，会成为我们亚洲地区越来越大的国家，有越来越大的这种主宰的力量，而文莱、新加坡，还有我们东帝汶，构成了我们这个地区最小的国家，还有马来西亚、泰国，他们构成第二层面的国家，另外还有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有投资离开了越南到了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够体谅其他国家的需求，小国的需求。昨天我在论坛上听到一些人的发言，我也谈了要有一种更好的开放的政策，要有一个更好的结合，在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要有很多的障碍。 11:52:52 

　　古斯芒：当然我们也要有一种障碍，我们也要学习出产富国之间的经验，包括城乡之间的经验也要学习，国与国就像乡村一样，城市的人不应该就用这种紫薇模式想问题，因为你要用这种思维模式出发的话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带，叫做贫穷带，巴西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非常愿意向大国学习的。中国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捍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入WTO，我是希望我们国家能更多的扮演角色，我的这些话并不是仅仅是从政治上来谈的。 11: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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