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国际投资论坛跨国资本流动与股权投资

主持人：
      你是国际投资方面的专家，那么，在您来看，世界国家他们资金的流向发生了什么变化？

怀特：
      2008年前的中国是外商投资最具吸引力的数一数二的国家，我认为在2001年中国对外的外商投资总价值大概是721亿美元，就是要达到1500万元的对外投资，中国现在在延续这个做法，要达到一个平衡77个国家进行投资。但是他们必须要找对方法，要消除别人对中国投资的恶意，怎么消除恶意的不良看法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是富有的国家，就像世界经济论坛，会把各个国家的投资竞争力进行排序，比如欧盟，比如中国，中国的排名和对他们的接受度来说还比较低。到2013年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评估，我们可以投资740亿美元，其中一些是投资丹麦，丹麦的新兴能源，再下一年，我们可以到匈牙利去投资，那么其他的国家有一些国家可能就会考虑对中国投资有兴趣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投资必须有焦点，每年选一个特定的地方，来消除别人对他的抵触。中国到美国来投资，必须要改变中国的一些方式，对美国也要改变，对欧洲也要改变。
   

苏丽：
      我们作为为企业走出去，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2008年以前，甚至2005、2006年以前，更多的是外部的资本走过来，包括跨国公司到中国这边来。从四五年开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刚才走出去中国更多的着眼外国的资源，矿产，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矿业公司都到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这边去寻找比较好的矿产资源的收购行为。但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欧洲这边因为欧债危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抓住这个机会，到欧洲那边去寻找技术领先的东西。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讲是比较大的机遇，如果能把投资行为收购行为运作比较成功的话，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资本的形式换取技术。这个技术往下一步走，并不说仅仅把这个技术拿到中国来，目前，我们看到的趋势在国外买到这个技术，怎么把技术更大的占领一个国际是市场，这个技术相对于针对的品牌、市场、渠道这个是我们最近两年看到有实力的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个方向性的改变。
   

董梁：
      我觉得现在的阶段是什么阶段，真正的阶段是中国企业的布局和经营在出去。是中国的技术首先走出去，而不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主持人：
      刚才每一个嘉宾都说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你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们看到的机遇在哪里？

邵毅：
      我刚才听巴曙松老师给我们演讲的时候也讲到，因为经济周期都是波浪式的呈现曲线，对企业来讲，应该说在周期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对搞资源的企业来讲，我觉得一个经济出现危机，往往是资源企业走出去最好的机会。比如去年一年，全世界的股市股价缩水了72.1%。我原来想谈一个澳大利亚很大的上市公司，但是在谈的过程中，它的股价是7.23毛欧元。短短一年时间，他的股价已经降到4毛多欧元，本来价格比较便宜，汇率也下来了，他也比过去更加主动了，所以谈起来就比较轻松。我认为对资源性的企业来讲，现在很多铁矿石的企业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我也分析了一下，真正困难的企业大多数是在进行速度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主持人：
      我们也听到了其他嘉宾的观点，因为技术原因还是战略的原因。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案例多。谈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和风险在哪里？
    中国在全国是很多多少都想获得的资金投入。比较严峻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方面。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区域的保护，国家的保护，我们的央企直接投资经常碰到反垄断和外资部门的审核。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紧，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的企业都去投资，但另一方面门槛和限制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中国可能要通过投资和并购技术的调整。比如国际上的金融大额投资集团，实际上他们的背景都是跨国，本国的大公司，但他们从来不自己出手，会通过股权基金，会通过各式各样的金融平台来进行投资。比如说当年的凯雷，并不凯雷要收购徐工。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现在中国还没有技术垄断，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中国大型企业特别是国企能够更好的走出去。第二方面，在整个全球分布和布局上，我们中国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广泛，而不是集中在几个国家。这样就不是太集中。第三，更注重我们要什么，什么东西能够留在当地不那么敏感。比如我们要的技术，我们自己的市场，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公司带回中国，像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是时候，包括我们做股权投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方面。
   

主持人：
      其他的四位嘉宾有没有其他的风险可以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提示的。

怀特：
      我觉得并购的这个问题，在收购时候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现在全球合资的模式，我们之前也在人民日报上也有撰文，在这方面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比如之一，通用电器，他是40%美国政府控股的，他主要的利润是来源于中国的销售，我们现在想一下，中国的制造商在欧洲也设立了他们的机构，比如说，他们购买了40%之一的股份，所以这个是全球化的公司。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公司不会说只在美国或者是欧洲，或者是中国市场在当地市场生产的车，大家都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会非常大，因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现在走出去有问题，在美国和欧洲销售都会有问题。所以美国的公司除非在中国销售才能盈利，所以我觉得应该突破最高层的障碍。当然，通过中美双方的总统。
   

苏丽：
      针对王女士的观点，从我们的经验看来，有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来说做了收购、投资真正成功获得回报的例子不多。我们发现，这个也是文化方面以及收购和整合方面很重大的一个议题。文化方面，举一个例子，我们前面有一笔交易，帮助国内的大型国有工业集团去收购，也是几亿欧元，在做项目的时候听到欧洲的一个家族企业，他们的概念是我们现在是没钱，中国公司来收购我们很欢迎你的钱，但是希望把钱给我们就可以了，让我们自己运行。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欧洲家族企业有很好的技术，和品牌市场，这个是我们国内企业去收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我们更有优势的是成本的管理和费用控制，怎么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而不是把钱投进去，就变成各式各样的花消。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论上的区别怎么转化成收购后的整合方面，不光是战略布局、财务、市场，更多的方面是管理方面、文化方面的整合。真正人被收购方来敞开怀抱，认识到我有这个管理方面的缺陷，尽管我的品牌、技术很好，我还需要你的钱，需要你的管理。中国方面来说应该认识到国内的管理模式也不能完全照办到国内，怎么结合当地的特点，结合当地的团队，以及从一个中介机构国外管理机构去做集中的方案，来达到整合的目的。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下一步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主持人：
      我知道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代表，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要成功的走出去，自身要做什么调整，自身的风险问题在哪里？

邵毅：
      从我们的企业做的几个项目来看，首先，我们要把自己传统的思路和观念打败。对我们很多中国企业来讲，跟周期的波动我们去抓住机构并购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把并购当做是一种打折，过季的买卖去抄底，如果是这样的观念就会吃苦。要根据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需求去看，我需要去做什么。第二点，一定要有准备。如果对我们来讲，我们资源性企业，我们主打什么资源，我们现在看的是最好的企业，还是一般的企业，我们自己心中有数。在分析的过程中，有了最好的机遇，这时候收购是容易水到渠成。第三，对我们企业来讲，文化非常重要。文化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跟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我们在境外进行并购的过程中，一开始的时候，经常被他们所感动。但是在并购的过程中，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什么好话都讲，什么条件都答应。等并购完成以后，他实际上很多发达国家来讲，应该对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很大成见的。甚至有的媒体，他根本就不顾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府看起来非常公正，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在澳大利亚做了很多，就是因为一个已经上市公司董事的名额问题，我们并购了以后，公司再融资以后，我们就有董事名额的问题，他们就不答复你，也不给你提条件。当然这个谈判也是非常艰难的。风险的问题很短几句话，发达国家都讲中国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我到澳大利亚去投资，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买了超过25%股票的外国上市公司，他就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中国国有企业。这个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要干什么？你自己要买一点点房产，要添办公楼，只要有产权的，你买两亩地的房产都要经过联邦政府MIB的批准。所以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第四，我们很多企业对开发可能不太重视。开发问题和管理都不太重视。
   

董粱：
      江苏有很多好的企业，三五年成长起来企业的。泥土出身的这一批企业。他们也有到境外去上市了。我讲得很具体，走出去以后发现（统计不太精确）很多企业都买了非常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这些金融产品让他们最后都吃了很大的亏。金融市场是一个很复杂的市场，这些游戏规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并不是人们了解的那么透。恰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对这种风险识别能力很差，几乎很大比例的人都买了这样的金融产品。
   

主持人：
      您认为有没有什么方法去规避这些方法？

董粱：
      老板高度重视，我碰到很多企业在香港上市，他做了那么大产品安排，到最后出现问题，反思的时候他告诉我根本没有去看这个合同。

主持人：
      部分中国企业家在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国外新的环境会过于不理性。

董粱：
      需要学习过程。所有的问题都是两面，其实这种情况对外资到中国来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会面临很多。当然不是游戏规则。

王晓滨：
      我们去年完成了一个太原重工集团下面的一个煤炭公司，他们的国际化战略是列为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但他们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技术。但是他们在这个行业领域全球市场非常的熟悉，自己的设备技术有，更不用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就在煤炭转机就在山西，钱也有，技术也有，但他们跨国并购的技术没有。在做的过程中，你没有的东西要界定，要有方法，所以请了两国最豪华的顾问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具备一个条件，你的顾问做的时候你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判断能力。所以在走的过程非常艰难，比如说提出像国有企业老的团队，他们需要40%管理层的股份，对一个国有企业来讲，花了10多亿的成本，这个在国资的管理上，在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审批都需要出专业的报告。这个决策他们开了三次的董事会，但是他们在整个顾问团队帮助下走出去了。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并购。另外一个案例，翼中能源，通过专业机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和并购的机会，在他自己所属的领域里面。但是，在这个决定要做和不做的过程中最后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还没有准备好，虽然对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但对中国行业的投资人真的这方面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各方面没有准备好，只是领导要求他去走，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所以自己一定要准备好。
   

主持人：
      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买到了市场，买到了品牌、买到了技术，大家把他当成是民族的骄傲，但面临的是高额的债务。有人做采访的时候，他对这个债务觉得不用放在心上。您觉得这个债务的红线有没有，在哪？

苏丽：
      这个是我们帮助客户做跨国项目经常碰到的，刚才说到，很多中国公司走出去特别是心里欧洲是拯救者的形式出现了，我觉得不行了，要不就要破产，要不就已经破产不行就得拍卖了，而中国企业选择这样的机会去出手。我们最近一个案例，他们走的时候不光是自己走出去，而是联合他们的商业银行，现在四大银行在国外都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银行债务方面都是有比较严密的，如果某一个财务指标不达标，哪怕你的债务没有到期也会规定马上归还。更多的不是抵押物的概念，一旦如果细微的波动就会要求还钱。中国企业在国内的银行去做的话，国内银行不是在国外更宽松的政策，更多的是中国企业跟国有的银行长期的合作，所以他们的信用方面包括银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把这个企业拯救决定的支持。所以在财务安排、债务方面的重新融资方面都会考虑这些因素重一点，而不是短期说你不达标了马上切断资金。所以，中国企业从这个角度可以借助国内的一些经常合作的银行做融资安排，会回到一个比较熟悉的游戏层面，而不是去玩人家的东西。
   

主持人：
      是不是可以理解海外的资金成本是比较低，您觉得低的资金成本对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好还是坏？

苏丽：
      我觉得还没有考虑到杠杆性的收购。根据杠杆概念，我们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是比较保守的。大家大部分是股权投资，是不是借了债去投资，我们的案子不多，我见过比较大的比例也就是不会超过2/3。我们追求的不是回报，我回报的情况下杠杆化的收购我是付100元的收购价格，只付10借90元，就会收到300元的回报。我是寻求技术，寻求市场，寻求这个品牌，有的时候是管理经验的交流，他们要的回报可能不体现在单个项目上，而是这个企业进去之后，盈利模式增长也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你看到其他的带动，这个技术，这个团队的沟通是不是可以回流到国内，对国内技术的点拨。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国内也有管理人员送到国外去交流，这方面起到的是无形的回报，很难有量化的衡量的。而不是简单的投多少，回报多少钱。
   

主持人：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资金，低廉的资金成本是造成过于投资多元化失败的一个原因之一。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王晓滨：
      便宜货肯定是一个诱惑，但是，还是刚才说的，你全面准备好的话是应该从战略上，所以我的建议是，现在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积极的去研究，但是冷静的去行动。

主持人：
      我们看到国际商大宗商品是一个回落的态势，你就这个形势是不是到了海外投资和并购的好时候了？

董粱：
      我觉得中国对外投资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问题。本身在国际分工里面，也到了需要走出去的时候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也看了一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数据，一般情况下，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世界上的比例一般在1：1.1，像发达国家是1：1.4。欠发达过程一般在1：0.34，我们国家是1：0.22。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人均GDP超过754亿美元了。也到了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了。我们中国企业本身在技术上、品牌上等方面也都需要走出去，宏观的、微观的都需要我们走出去。但是，在危机的时候，确实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的趋势是要走出去，如果从危机的情况来看，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企业对国家宏观知道的东西应也不是很多。我们都知道美元是美国人印出来的，大量的货币放在我们国家的金库，美国人印制钞票他自己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使我们实际上的美元就增多了，把他们变成我们的资源，或者是把发达国家品牌和技术变成我们国家的技术和品牌，这比美元藏在金库里要更好一点。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国债危机实际上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就是它不仅仅是欧美经济导致世界经济下滑，我们中国经济除了外部的因素以外，我们自身结构问题也造成了经济增速的减缓。在这样状况下，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必须思考要抓紧走出去，但一定要选择好的时机。
   

主持人：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干好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国内，怀特先生，我们都看到，中国在这几年是海外资本的热土，外国资本到底看重我们中国哪些领域，现在有没有方向性的变化？

怀特：
      对于国际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在中国最大的机会就是他们可以和中国长期合作匹配起来，包括我们中国的中海油，雪佛兰，他们希望在我们中国长期投资。但是为什么出现问题，如果他们自己事先做好足够的准备，互相交换股权，比如中海油你需要我们美国什么，以交换股权的方式使双方达到更好的合作。我同意大家的说法，这位女士讲过，更多的使用不适用债权，而使用投资，不是发债的方式来收购，这个是比较保守的方法，也是值得鼓励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来说，要用中国的咨询公司来进行服务和调查，如果中国公司想要收购一个欧洲公司是可以的，我们是交叉投资好了，我要你25%的股份，你拿我25%的股份都可以。这样的话，在中国我们采取中国的战略，在欧洲我们采取欧洲的战略。这样的话就能共赢，这样就能在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可以取得成功。这叫双赢的收购，包括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许多公司也是这样做的，交叉持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包括，刚才提到的矿产资源，你也可以交叉持股。如果他们价格上涨，我们可以受益。而不是说要完全把你收购过来，你要考虑到短期、中期、长期结构性的利益，要考虑到长期的目标等。这样双方携手才能更好的取得双向的收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苏丽：
      我们最近大概在半年之内看到有三个这样的案例，我们团队经手的案例。国外的一个跨国公司跟中国的国营企业，原来就一定程度上合作，现在我看重你的市场，你也看重我的市场，我们做一个合资企业，我把我这快的技术、市场贡献出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合作，这个案例涉及到不是单向的投资，就变成双向的。我是相互交换的，我也要了解你这块值不值钱，从并购的过程更复杂，但从整个动态变化更有意思。很多年前，我们中国有钱，你们有技术，现在变成中国有钱，你们有技术。我们怎么放在一起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合作。
   

主持人：
      我们看到国际资本在中国，国际资本是一个双刃剑，既可以带来很多东西，也会带来冲击。刚刚一个新闻，说800亿资金进入到A股市场，您对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

怀特：
      如果谈到中国货币化，中国的经济还很大程度上超过美国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应该尽可能的吸引外国投资，这个是对的。吸引他们在亚洲进行投资。我们不谈主权的问题，我们要谈金融和开发的问题。所以中国一定要投资于和平，为和平你要投资。中国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中国的资产现在很高了，比如说中国的公司市值越来越高，如果谁要阻碍中国发展的话，那就让中国没有和平发展的环境就做到了。如果要继续秉持邓小平的政策，在国际方面，要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氛围，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如果中国经济发生问题的话，欧洲和美国也没有办法幸免。中国要尽可能的帮助欧洲和美国度过这个危机，我们要确保投资于亚洲，投资于我们的邻国，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和平的亚洲。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股市是起起伏伏的，这个不是很理性的。整个股票市场我们要考虑到股票长期的周期，包括中国。中国也有一个周期，有上行期，有下行期。你不能只靠西方来过多的投资于中国市场，你必须要动用自己的资源，你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才能吸引国外的资金，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功课。我觉得外国投资应该要考虑到中国的长期计划，而不是短期热情。尤其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信心，要考虑到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的目标。
   

 王晓滨：
      800亿的问题，我们看到前两天有大涨，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资金流向的分析报告，有多少来自于机构投资人，多少来自于基金。从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否得到证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一个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从实业投资进入到金融投资，资本市场，这个是巨大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机会，国内金融在面对国际金融方面是否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机构抵御。第二，我相信（），是受监管的，早已经超过100多亿美金了，如果在监管范围之内，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它也不是一天入市。所以，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价格成本控制的市场机制。第三，我觉得是是不是正好说明国际资本，现在股票的投资一方面是短期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的经济预示。所以这两方面，如果800亿是真的话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一短期是不是到了投资的机会，第二是否大家国际社会有看好在整个国际金融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环境下，国际社会还是比较看好中国，所以把金融资本投入中国的股市，预示中国的未来。
   

主持人：
      我看到中国的资金走出去更多的是在进行实业投资，很少的在做金融投资。

董粱：
      这个很简单，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金融市场。中国全球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由这儿多的企业，这么长预期的增长，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发生。在私募股权领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等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就过了很多年了。这个已经发生了五六年了，尤其是在境内人民币基金开始突飞猛进，大量的项目一可以在金融市场推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是现象的根本。刚才探讨的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和其他的要素进行配置一定是产生更高效益。但现在对我们收购股权，PE也好面临这样一个环境，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不到两个月前在北京开了一次全国私募投资创业的会议，形成一个很大的共识，这个行业应该到了一个会发生很多变化的点。这些点每人的理解都不同，面上都会有洗牌，但本质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实际上这个行业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成长为他想服务的实业经济。我们面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背景下，第一要把自己行业的健康程度，能力培养起来。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第一件事是这个行业怎么健康发展。里面的要素非常多。第二件事，第一波的历史我讲通俗一点就是所有的金矿都裸露在地面上，但那东西不多，所以你只要对照简单的财富标准和基本的游戏规则，你拿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就可以赚钱了。很简单。但现在一定不行。境外资本的进入非常重要，他们有大量经验的积累，对他们本身就很重要，不接地气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在中国玩这个游戏。所以要接地气才能做这个事情。这两年我们做了国际资金的进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只会有利，不会有害。而相对这个背景下，好的机构都可以收益。我个人观点。
   

主持人：
      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需要什么机制，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政策？

王晓滨：
      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从90年代初有一些外资的资金进入到中国，真正的发展是过去的七八年间，也是从国务院发布创业投资方面的政策。整个行业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发展，现在整个行业的制度支持和政策的引导还是不够，特别是全社会对这个行业对实体经济直接的帮助还没有一个主流和全社会的专业看法。所以，我们觉得在政策的支持，行业的引导，包括我们行业的组织，包括行业的自律以及包括行业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行业在过去的两年，人民币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外资，现在整体人民币的基金规模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我们的统计数据私募资金的规模可以超过外资的资金规模，达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股权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的理念，我们希望从一两年短期的投资行为像长期的投资行为发展，再一方面，在投资领域从传统的这些领域逐步的向能够代表着整个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也代表着我们经济机构和经济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方向去发展。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政策，而是每一个企业都切身的利益。每一个基金的周期是5到8年，8到10年，我们现在的投资是都是低进高出，希望五到8年，这个是产业的高峰，才能退出。这对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
   

主持人：
      谢谢五位嘉宾观点的分享。希望我们这样的讨论内能给各位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我们现在对经济格局有一些迷盲，和看不到方向。我们非常有信心，也要理性的对待，这样才能抓住真正的发展机会。我宣布这一次的主题演讲、主题论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接下来有请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解读一份报告《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  2012》。
   

沈志群常务副会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在解读这个报告之前，我有感而发（对今天这个会议）。首先感谢会议的主办方，国家商务部，感谢CCTV。刚才我觉得在主题的讨论当中，谈到国际资本流动当中的中国对外投资，十年前，中国对外投资也不过是60万亿美元，十年的增长速度是44.6%，其实是一个高速的增长。去年达到746亿美元，其中92%是非金融类的投资。并购的投资现在已经在发展，占到36.4%。当然，全部的中国对外投资绝大部分是实业资本、产业投资来完成。作为金融资本，海外投资目前的案例还是比较少见。作为中国的股权和创业投资发展的方向，我觉得未来三个发展方向：1、向前走，也就是增加早期的初创性，增长性的投资。2、向上走。更多的增加高迅速的，创新型的项目投资。3、向外走。增加海外的并购投资。我觉得这三个方向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既然向外走就必须知己知彼。我们要谈到了解国外的情况，更重要的也要了解我们自己。为了让大家全面准确的了解中国VCP的状况，从2011年开始，和国家发改委的财经司编写了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
      资产规模保持态势，增长的速度趋缓。大家都在讨论VCP行业没有一个统计的数据，1万家左右的机构，管理着2万亿的资金。我们这个报告选取了近1千多家企业的数据，这个是非常准确的。统计下来，分析下来，2011年末，投资企业的总数和企业的资产总规模比上年增长了34恩%到41%。增长的速度比前一年相比是回落了3.8个百分点。这个趋势估计在三到五年VCP行业在总量上还是这样一个趋势。
      第二，有限合伙性的企业比例提高。这个跟我们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安排有关系。尽管如此，目前这个行业还是以公司型的组织模式占绝对的比重。从这个趋势来看，跟政府还是积极的鼓励，以公司性来组织企业。
      第三，资金的委托管理模式比重有所提高。自己建，自己组织团队的必将有所下降。这也反映这个行业向更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来发展。
      第四，政府和国有机构的出资比重有所下降，民营资本持续上升。现在在VCP行业出资的份额民营资本占到一半，也就是半壁江山。我觉得这个趋势对推动VCP行业将进一步加速。
      第五，VCP这个投资的行业，制造业、新工业、新能源和技术、金融服务业这个比例靠前一些。投资的重点也比较集中。但是，其他各类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项目都有所增加，这个方向跟VCP支持的创业创新是一致的。
      第六，VCP行业的投资阶段有所前移。原来大家都知道，很大一部分是投上市企业的股权，现在进一步向前靠近，向扩张性，成长性的阶段集中。但总体上还是投资于起步期，初创期的比重比较低。这促使VCP行业回归到行业的本原，是保持行业的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七、股本退出的机制跟金额是呈现双增趋势。退出渠道还十分有限，特别是依靠单纯的或者过去几年单纯依靠VCP价格的竞争，这个是难以为继。所以我觉得今后几年退出难是这个行业的突出问题。
      第八，VCP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率在持续的提高。2011年这个数据是这样，VCP投资的经济社会贡献所投资的企业我们做了一下统计，这个被投企业的统计情况就业人数的增长人数相当于全国就业人数增长速度的16倍，所以推动就业非常显著。企业的缴纳税金增加额相当于全社会速度的3.5倍，所以这个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大家一看是非常显著的。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行业，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加快发展。昨天，我们厦门投洽会，中国今后将促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发展，在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2020年中国要建立进入创新性国家的行业，宏伟历史进程中，中国的VCP行业大有可为。今后的十年，也是VCP行业自身面临的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当然，中国的这个行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基金总规模占年度的GDP比重还很高低在欧美发达国家还不到20%，从资本募集，项目的投资等各个环节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优秀的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管理人才，合格的投资人特别是合格的机构投资还十分缺乏，我们要不断的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和借鉴国际的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的股权投资机制和政策，培育优秀的人才，拓宽渠道，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行业建立企业诚信，为支持创新，创业推动实体经济推动VCP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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