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500强的“幻觉”

　　9月5日，2009中国企业500强在杭州出炉。新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不仅经营收入总额出色，而且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4.7％和8.92％，经营绩效指标已经一举超过了世界和美国500强企业。

　　对此，市场有很多评论，很多把中国500强的规模提升、业绩好转，当成了竞争力提升的代名词。但笔者更担心的是，中国500强企业的业绩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幻觉，把大当作了强；把举全国之力形成的强，当作了企业之强；把500强当作综合国力强的代名词。

　　从今年最新版本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不难找出许多“强大”之处：如“入围门槛大大提高，首次突破了百亿元大关”，再如，“中国500强与世界500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折合成美元为36805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的14.62％”。而最“惹眼”的见证中国企业“强大”的证据是：2009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首度超过美国企业500强，利润总额高出后者700多亿美元。

　　但如果细心品读这份以“强”为名的榜单，我们同样也不难找出更多其实仍然“不强”甚至是显得“虚弱”的证据。

　　比如，国企强势而民企羸弱的“不强”。统计显示，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31家，占总数的66.2％，实现净利润1万亿元，占净利润的86.9％，比重仍然最大，继续保持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比上年略有上升，这种趋势在近年来的变化中尚属少见”。而见证这一变化的一个明显实例是，今年的民企老大沙钢集团仅排名35位，而去年的民企老大中国平安还排在榜单的21位。这表明，“国进民退”的趋势，通过这份榜单也能得到充分的显示。

　　再如，垄断性行业企业依旧独大独强而竞争性行业企业继续弱小的“不强”。500强中的前10强，无一例外均是垄断行业的巨头，如石化行业的中石化、中石油，电力行业的国家电网，银行业的工商、建设、中国、农业等四大行。而10强以下的榜单，大致也如此，如铁路行业就有15家铁路局集体入选，而烟草行业，也有9家烟草巨头入围。

　　垄断逼人，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利润的“强大”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样的“强大”与这些企业自身内在的经营创造能力有多少关系呢？这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从未远去。不少企业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靠的是行业红利、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管理红利”。

　　更深入地看，500强榜单显露出的“不强”还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低端、原始，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统计显示，中国企业500强中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显示出明显的“重化工”特征。如企业数量排在前3位的行业分别是，黑色冶金及延压加工业、建筑业和煤炭采掘及采选业。而高端前沿、技术知识密集的新兴产业企业在榜单中却十分少见。对此，甚至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并不讳言：“客观地讲，500强更像500大”。其实，如果进一步细究，就算是“500大”，它们所以能“大”的来源也是相当可疑的——其中有几个是靠内在的能力自己“长大”、在市场中拼争出来的？

　　与西方国家的强势企业比，长期以来，我们都批评中国的500强企业经济效益很差.然而在今年这一个特殊时期，欧美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大，企业经济效益受影响下滑严重。我国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但程度较轻。此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受经济危机影响程度的强弱。笔者认为，此时，中国500强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世界500强有所提高，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不宜看作常态。随着西方从经济危机中得到恢复，我国的500强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强势企业在效率上仍难匹敌。

　　一般都赞同，建立在效率之上的强才是真正的强，但第二个问题往往忽略了，这就是，这个效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集中全国最优势的资源、倾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效率，只是“孤立”事件。我国不少500强企业，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相当程度上是牺牲中小企业的发展换来的。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这样打造出来500强企业，因为缺乏广泛的中小企业的支撑，也是难以持续的，容易出现“戛然而止”的怪现象。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对当年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做过比较，与15至16世纪欧洲的其他伟大的航行相比，郑和下西洋的航只要大得多，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质量更为优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又大又强。

　　在对中国的郑和船队称赞一番之后，法里德·扎卡利亚接着问道：中国当时能造出这么完美的船只，进行这么规模强大的海上探险，为什么就不能造出钟表来呢？这么强大的海上探险，为什么中国从中得到的利益还比不过哥伦布探险，而且会戛然而止？

　　对第一个问题，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回答是，郑和舰队与北京故宫一样，是由相类似的指挥系统造出来的。从1406年开始，故宫就有100多万劳工参与建造，同时还有另外100多万士兵参与监督。一个庞大社会的全部能量和资源都投向为数不多的工程，所以，这些工程常常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也是仅仅的孤立的成功而已。也就是说，尽管郑和船队看起来十分强大，但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于西欧国家。

　　对第二个问题，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回答则是：欧洲人航行要完成的任务更小，效率更高，而且常常是私人性质或公私合作的，并采用新方法支付航行费用，每次航海都能找到新产品，有新发现。而中国的航海取决于君主的兴趣和权力，官方支付所有的费用，不计成本和代价，不讲经济收益，企业、探险、科学和学习之间的相互影响反应链并不存在。为打造郑和舰队进行的技术创新，因为建立在集中了全国资源的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难为社会学习和利用。

　　在法里德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的比较中，以及两个问题的追问中，我们可以同样追问中国企业500强应如何保持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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