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在世界经济格局再次陷入重组之际,如此果断、密集、大手笔地对整个沿海地区进行全面部署,蕴含着“深意”、“新意”、“高意”。
“高意”:立足形成世界产业高端竞争优势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性压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沿海地区履行使命的方式是:抓住世界产业分工机遇,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扩张。其显著特点是: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分工中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新一轮区域规划对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进行了“转折性布局”,其显著特点是:产业发展取向“高端”,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企业发展的诉求转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级品牌”等。
比如,规划明确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集中力量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珠三角地区要形成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环保、新能源、海洋等产业;天津滨海新区要建成北方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建成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光电、消费电子、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环保、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江苏沿海地区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积极发展以风电和核电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加工制造基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
分析人士认为,上述“转折性布局”表明决策层正以全球视野考虑沿海地区产业结构选择,蕴涵着决策层希望沿海地区形成世界产业高端竞争优势、发挥扩大中国经济战略空间功能的“高意”。
——这一布局将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国际空间。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如果满足于全球产业链配置中的低端环节,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低端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就将难以扩大,甚至后续乏力。要想扩大发展的国际空间,就必须重新思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形成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这就需要着眼世界经济层面调整经济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培育上游高端产业,抢登未来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产业制高点位置。而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能规模性担当参与国际经济制高点角逐重任的主要是沿海地区。
—— 这一布局也将“活跃”中国经济的国内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阶梯性特征,沿海-中西部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中国制造业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国际竞争力,在沿海培育高端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运用“经济落差”效应,将下游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内地实现阶梯布局,这种产业的“内部回旋”,既为中西部发展打开了发展空间,又能确保国际产业链的多数产业都在中国有相对应的产业,从而能扩大中国经济的战略空间。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轮区域规划在构建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支架中,着力对沿海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进行了指向清晰的部署。比如,规划明确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珠三角地区大力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建设辐射亚太地区的现代金融产业后援服务基地,广州市、深圳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要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海峡西岸经济区要进一步发展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分析人士认为,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发达也是世界强国之所以成为强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缺陷,将加速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这为中国金融业发展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在国际金融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显然,在当前金融危机启动国际金融秩序重组之际,作出上述安排和“布棋”,不只是出于战术目的,其背后是更长远的战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