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说普通话就罚款？

     只说普通话少了些亲切

    宁远（证券）

    其实我很喜欢说家乡话，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工作场合几乎没有说家乡话的机会。只有每次父母从老家来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可以突破普通话、上海话、英语的包围，和家乡话亲密地接触一下。

    我固执地认为，有很多内心的愿望，不用家乡话说，就不是那个味道。就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最出彩的包袱，无一例外都是上海话说出来的。

    讲普通话的优势在于沟通方便，但缺少你自己的烙印。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工作语言，仿佛和计算器、复印机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到了纯粹讲工具作用的时候，就少了些亲切，更像是一种告知。

    我想，即使你在工作中使用方言，只要得当，也没有什么不妥。若一个商场的服务员，能对四川客人说成都话，告诉他这件衣服很适合他，相信要比他说海派的普通话更能得到客户的赞赏。当然你不可能什么地方的方言都会，但至少，你有一门方言，要比没有强。

    我每次回到家乡，无论是去超市，还是去饭馆，都希望服务员对我说家乡话。乡音的亲切，相信绝大多数离家的游子都有感觉。

    要是家乡的人突然有朝一日，厌恶了自己的土话，以为这是落后的东西，要抛弃。我想那是让很多人伤心欲绝的。

    我的家乡在安徽安庆，长江边上，那里有全国知名的黄梅戏。要是家乡人突然都不说家乡话了，那黄梅戏还能传承多久？用普通话唱？不是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京剧里的念白，也是方言的底子，“大街之上”，有劲道的念法是“大该（音gai）之上”，这是很徽派的土话了。这岂是普通话可以一“普”就“通”的？

    再广而言之，现在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而标准的英语应该是伦敦口音，可是纽约口音、澳洲口音也照说不误。在香港，至少广东话是和英语是可以公用的，没有谁会认为在公司说“唔知”是不规范，是需要改变的。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水土，一方水土有一方的人。说普通话的必要性，并不比说方言的理由充分。要不然，中国就只有一种语言了。少了多样性，这是可怕的，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老板勒令说普通话

    刘其舜（企业报主编）

    我任职单位的董事长是福建人，他创建的集团基本上都是他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的“子弟兵”。从福建山沟沟出来的年轻人跟随着他北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南下广州等地成立了好多分公司、办事处。这些年轻人，从山沟沟里走出来，在公司里也说起了纯正的乡音。集团发展壮大了，除了子弟兵以外，自然也招收好多其他外来的“雇佣军”。这样在公司里，就大致有了三种话：普通话、（分）公司所在地方言和福建乡音。

    如何把这些“子弟兵”老乡和外来的“雇佣军”团结成一个和谐的团队，这是集团的一个难题。

    例如我吧，尽管大家都能听懂我说的“上海普通话”，但有时也会“轧牢”，情不自禁地要用上海话来“解围”。那些被称为子弟兵的福建小老乡，乡音更浓，他们说普通话时，常常会被福建方言和普通话的转换“卡住”。因此，在“老乡”群里，很自然地说起了乡音。这样一来，那些“雇佣军”就听不懂了；同样，“雇佣军”在一起说起当地的方言，那些“子弟兵”也听不懂。如果平时有什么疙瘩，那就更造成了隔阂，会无端地猜想——他们在说什么啊？

    有时，原本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疙瘩，也会引起大矛盾。

    有一年中秋节，因为都远离家乡，集团聚餐以解员工思乡之苦。我作为企业报主编兼记者，自然要采访写稿，我真怕那些“子弟兵”都说乡音，那就很难捕捉到花絮新闻。还好，这些“子弟兵”见到我来了，都说起了家乡普通话，我也圆满完成了写稿任务。

    为此我很有感悟，就向董事长提议：在公司应倡导说普通话。董事长觉得有道理，就下了命令：说乡音和当地方言，只能是特殊场合，一般情况下员工必须说普通话，并把“说什么话”提高到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的高度。这个“死命令”，后来被写进了“劳动合同”，和集团的奖惩条例。这也许是其他单位没有的。

    再后来，我去分公司、办事处采访，看到员工都说起普通话，大家的普通话水平也提高了不少。空闲下来，员工们也相互学习福建话，学习各地“雇佣军”的方言……融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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