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投入民生和民间消费
《21世纪》：对中国可能会有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次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会像1997－1998年那样有效，是一个问号。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瓶颈是在运输、港口、机场这些物流网络上。所以当时在这些地方投资是很有作用的，钱花在了要点上了。但这次再大规模的基建，是否像当时那样有效就很难说了。
当时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因互联网热潮，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国产品不存在找不找得到出口市场的问题。而这次不一样，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快速下降造成的。所以这种投入的效果很难说。长期来讲，如果机场港口等容量增长，但国外需求不增加，是不会有回报的相应增长的。
其实4万亿的刺激方案反而对中国的产业有一定破坏性，因为钱都流到国企里去了，真正需要的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没有得到好处。对广东和浙江的民营企业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对他们这些外向型的企业，没有直接拉动效果。而且，本来这次全球危机就是产能过剩，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还有可能加大产能。
关于第二轮刺激方案，我的建议是应该完全在民生和民间消费方面进行投入。换句话说，第二波经济刺激方案不是要去增加工业产能、增长交通运输容量，不是在政府消费而是在民间消费方面大投入。
“国民权益基金”
《21世纪》：但是中国现在社保体系还不完善，在大前提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推动民间消费是不是会很困难？
陈志武：所以国家应该注更多的资金进入社保体系，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国有资产，更多的往社保体系、医疗福利体系、教育体系里注入。例如，给普通老百姓子女上大学发放更多的助学金、奖学金支持。这样可以更快更直接，非常有效的减少老百姓家里存钱的压力。
追求短期效果，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去年九、十月份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二波经济刺激方案应该放眼于长久的结构性的影响，这是远比短期效果更重要的。
去年初我就在着手推动做一个建议，建议把国有企业资产放到一个“国民权益基金”里去，然后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给13亿老百姓，来改变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只有工资收入、劳动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的问题。
《21世纪》：但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大部分美国人的财产性收入全在资本市场里，所以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非常大，很多人一生的财富都随虚拟经济下跌化为乌有。中国走这样的道路，是否会有同样的危险？
陈志武：任何东西都会有成本，不会只有好处，但是不能因为有坏处而放弃不用。金融市场是有些基础性的问题，如委托－代理交易链上的问题。但金融化、资本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收益我们是一定要看到的，中国需要更进一步深化金融化和资本化。
建立起“土地产权交易市场”
《21世纪》：谈到财产性收入，更大的一块就是农村的土地流转？您怎么看？
陈志武：农民的土地绝对应该流转，甚至应该更进一步，进行“私有化”。
城市用工制度和金融化的发展，解放了城市居民双手和头脑，让城市居民的资本流动了，变活了，因此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大幅上升。
但是土地不属于农民自己，也不能变现，无法资本化，即使有其它的机会，农民也无法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创业资本，而中国农民最主要的资本就是土地。
对土地流转后是否集中度会太高造成社会问题的担心，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历史数据来看，沿海发达经济地区土地比较集中，不发达的中部地区土地集中度反而很低，自有地的比重很高。土地集中会造成问题是一种幻觉。再说，对待城市和农村的政策不一样，这对农民岂不是一种歧视？而且，土地现在被村干部控制了，可以私下交易，反而有问题。
我的建议是如十七大所设想的那样，建立起“土地产权交易市场”。
危机大大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
《21世纪》：人民币未来的走势怎样？您认为是升值还是贬值？
陈志武：刚加入WTO时的出口大幅增长没有了，也就是说WTO红利已没有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当然，人民币贬值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会担心引发其它国家的贸易保护，商务部长陈德铭和其他官员在很多场合都在倡导“自由贸易”。
我早就建议人民币应该放开兑换区间，汇率市场化甚至是自由兑换。我觉得这场危机会让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大大加快，因为周小川说让人民币尽快国际化，如果不能做储备货币的话，起码要成为贸易货币。这样，汇率市场化和自由兑换就应该是第一步。包括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上海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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