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椒合作社·ＷＷＦ·家乐福·合作

四处找钱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就是跟家乐福做花椒生意的人。”担保公司的负责人突然对何有信说。后者笑了，这有可能是个好兆头。

刚成立几天的担保公司是茂县金融界的新生事物，它的负责人过去在银行工作多年，现在就坐在财政局大院中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当天，何有信已经去过了当地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局。

地震过去了近10个月，茂县不少政府机构都隐藏在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救灾临时搭建的板房里。何有信在板房迷宫里熟稔地转来转去，想为自己的合作社2009年即将来临的大定单“搞点贷款，周转一下”。

虽然茂县人人相熟，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老熟人对何有信爱莫能助。

何总问人家同一个问题，究竟国家有没有什么针对农村合作社的贷款或财政补贴之类的优惠政策？得到的回答也总是同一个：“具体到我们这里，还没看到落实政策细则的有关文件”，或者是“凡是合作社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拨款，你都已经拿到了”。

奔波大半日后，何有信来到财政局，这是茂县少数已经修缮完毕的政府办公场所，局长听完他的情况，建议他去新开张不到几天的担保公司看看。

“想贷款的话，”担保公司负责人仔细询问完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后问，“合作社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押么？”

何有信一下子跌回椅背。

让人沮丧的是，中国多数白手起家的合作社都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可供抵押。六月红花椒合作社在茂县规划的新城区里买了一套用来做为商业铺面的商品房，但房产证要到初夏才能拿到。7月是茂县传统的花椒采摘季节，到那时再拿房产证去做抵押贷款明显是来不及了。

“你有没有和家乐福签的销售合同？”担保公司负责人问，“我们可以帮你做票据抵押。”何有信第一次听说，凭合同就能贷款。在听完对方的对票据抵押的解释后，他和担保公司负责人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临出门时，后者嘱咐他下次要把合作社的财务报表带来。

“家乐福不会永远给我们付预付款，”何有信这样解释自己“四处找钱”的动机，“不能要求别人永远把我们当成地震灾民来救助，(我)也不可能永远依靠WWF。”

因此，2009年，合作社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改善加工流程，压缩生产成本。2008年，家乐福用近45元收购何的花椒，用47元的价格在全国各店销售。剔除物流和营运费用，家乐福在这个单品上并没有赢利——如果不是地震，这种供求关系在真正的商业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地震时期的物流、人工和包装成本都比平时高出好几倍，”何有信说，“2009年，我有把握控制成本，把家乐福应得的那部分利润还给他们。”

何的内心充满着焦虑和紧迫感——合作社急需的不仅仅是销售周转资金，而是抓住机会弄到足够的钱建立起一个稳固的花椒产业王国。

早在花椒协会时代，何就做过一个计划书，“如果能贷到790万元，我们就能把包括花椒油和花椒籽提炼在内的花椒深加工工厂建好。”每逢这种时刻，这个41岁的羌族人更像一个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随时准备对WWF、家乐福和每个可能给他提供拨款和贷款的官员、机构解释自己的“花椒产业蓝图”。

“我连地点都看好了”，他说，工厂会建在沟口乡他自己的房子对面的那片广阔的空地上——那里是他和几个合作社骨干承包的土地。

但在从担保公司出来的这个下午，何看上去又完全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对交给担保公司的保证金和担保公司赚的钱仔细盘算了好一阵子，准备回去跟合作社的人商量商量。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2009年，WWF的斡旋和家乐福的预付对花椒合作社仍旧至关重要：合作社的根基仍旧不稳，社员中接受赊销的人数不够多，而他目前又不打算再吸收更多股东，因为“不想改变股权结构”。

“随便去找点钱并不难，”何说，“但现在合作社还小，管事的人必须想法一致，彼此信任。”因此，他将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贷款上。

尽管刚刚成立的担保公司带来了好消息，但负责人也告诉他，具体公司的章程和担保费到底收多少“还要报上级批准”。这儿正是典型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末梢，一些优惠政策细则和实施办法到达的时间会更晚，农业合作社最后能否拿到抵押贷款，能拿到多少，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变数。

http://cn.ppzw.com/ppzt.html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