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至29日,印度经济和金融中心城市孟买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引发社会恐慌,并严重冲击印度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12月6日,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警察将两名头戴面罩的孟买袭击事件嫌疑犯带入警察局。当日,印度警方称,两名男子5日晚因涉嫌向孟买袭击枪手提供手机电话卡而被捕。这两人是除21岁袭击者阿杰马勒·阿米尔·盖塞卜外,落网的首批孟买袭击嫌疑人。 新华社/路透
从孟买恐怖袭击的手法和特点看,可谓印度版“9·11”。首先,恐怖分子对多个目标同时发动立体式进攻。恐怖分子分组藏身闹市,同时对火车站、泰姬玛哈酒店、奥贝罗伊饭店、影院和政府大楼等发动袭击,使警方疲于应付,顾此失彼。其次,恐怖分子手段凶残,多种恐怖手法同时并用,对印度社会稳定冲击很大。恐怖分子除引爆炸弹外,还与警方对峙交火,并在酒店劫持人质,恐怖分子火力强大,拥有自动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在交火中多名孟买反恐高官阵亡,颇有城市恐怖游击战的味道。再次,恐怖分子大肆杀戮民众,极端仇视英美人员。恐怖分子使用机枪、炸弹大规模袭击无辜路人,特别是对英美人士,问明国籍后一律“就地枪决”。从上述情况分析,这场恐怖袭击经过了精心幕后策划,不亚于美国的“9·11”。
究竟是谁策划了印度版“9·11”?从目前印度军警和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看,大致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印度本土的极端组织所为。事发次日,就有一个名为“德干圣战者”的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这个组织却从未为人所知,仿佛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不过,这为印方破案提供了一个思路。近年来,印度恐怖分子“本土化”,印度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已由境外“圣战”组织变为境内极端势力。过去,印度主要面临跨境恐怖威胁,作案团伙多来自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设有基地的恐怖组织,如“虔诚军”和“伊斯兰圣战运动”。但近年来,印度国内一些人受“基地”组织的“泛伊斯兰圣战”理念蛊惑,出现激进化和极端化趋势,并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恐怖团伙。
其二,是外国恐怖极端组织所为。随着时间推移和事态发展,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虔诚军”恐怖组织逐渐占据更多新闻头条,这一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紧密,而且有克什米尔背景。据印度掌握的情况,一些恐怖分子是从卡拉奇乘船通过海上渗透而来的巴基斯坦人。美欧情报界也分析认为,这次袭击针对西方人聚集的地标性建筑,专扣西方游客为人质,以获取最大国际关注度,手段明显带有宗教极端主义印记,与主要攻击本土目标的“印度圣战者”有所区别。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印巴关系和美国在南亚的反恐战略,必然将经受严峻考验。
其实,此次印度孟买恐怖袭击案,以及今年以来斋浦尔、阿什哈巴德、班加罗尔和新德里等系列恐怖案件,既有巴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落地区恐怖势力和“圣战”思想外溢的大背景,同时也与印度国内问题长期积累和反恐举措失当相关。
“基地”、塔利班和外国恐怖分子在巴阿部落地区长期盘踞,对印度国内逐渐产生双向影响。一方面,印度“真主军”、“伊斯兰圣战运动”等极端组织纷纷在巴阿部落地区设立总部,暂时投身“基地”的反美大业,积聚实力。另一方面,人员流动使“圣战”思想逐渐向印度回流,“印度伊斯兰学生运动”和“印度圣战者”等新型恐怖和极端势力悄然发展,甚至在印度境内建立秘密训练营。
印度国内恐怖案件频发,也与其国内宗教问题严重,教派冲突长期得不到根治和经文学校发展失控有关。印度穆斯林约有1.5亿人,占总人口的14%,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长期对立,相互血腥报复,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埋下祸根。而且近年来,印度国内穆斯林还面临一些问题,例如经济地位下滑,财产收入和平均文化教育水平远低于居主体地位的印度教徒;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膨胀,地方政府在处置神庙问题时常有偏袒,进一步加重了印度穆斯林的受排斥感;印度经文学校发展也逐渐失控,地下讲经活动猖獗,成为“圣战”思想和极端组织滋生的温床。
此外,印度国内反恐措施滞后,已难以适应恐怖主义的新变化。印度的反恐法律建设落后于实际反恐需要,法理上无法有效区分恐怖主义和刑事犯罪,不能将嫌犯及时绳之以法。印度党派政治斗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纷争也妨碍恐怖案件侦办。根据印法律,只有获得邦政府的请求后,联邦情报机构才能介入调查暴力恐怖案件,而印度中央与地方常由不同政党掌权,党派纷争影响了情报机构和地方警方协调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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