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银行业改革

    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教授胡祖六中国入世五周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中国银行体系的变化更是显著,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人们当初最为乐观的预期。 
 
 
　　中国银行改革在短短五年间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中国迎难而进,锐意改革的体现,归功于内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为WTO的成员国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和承诺,也是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外因。WTO五年过渡期与2006年底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 成为了提醒中国政府,监管当局与银行管理层的“倒计时”,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

    今天,中国举足轻重的银行机构,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等,其财务和盈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为稳健,其业务经营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国际竞争力。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心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中国在近期与中期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了显著性的降低。这些可慰可庆的成就与中国入世这一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的确密不可分。

    银行体系的脆弱是中国经济最大隐忧

    在中国入世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谓千疮百孔,脆弱无比,成为了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长远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在1997-2000年间, 由于中国缺乏严格统一的银行会计财务披露与贷款分类标准,曾经有过对中国不良贷款水平的不同估计。在较低端,有政府官方按所谓“三级分类”所估算的不良贷款率,为26%。在中段,有独立研究人员包括笔者本人依照微观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并参照国际可比数据所估计的结果,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率在30%-40%之间。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估计也大约处于这一区间。而在最高端,有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声称的高于 50%的不良贷款率水平。如果人们接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30%-40%之间,那么,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无论如何,即使较保守的官方不良贷款率估计也印证了这么一个不幸的基本事实,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其次,作为长年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中国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文化压抑了商业文化,公司治理薄弱,经营水平低小,尤其是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上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包括信用文化,监管与透明度的欠缺,中国的银行腐败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严重动摇了存款者、社会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前者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包袱(存量问题),后者所不断引发的新增不良贷款(增量问题),中国的银行体系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

    入世成为银行改革之锚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展现了远见、勇气与智慧,就银行业的开放作出了大胆果断而又切实可行的承诺。从2001年12月入世日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放开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外向,中国才见证并切身感受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才如梦方醒,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自身银行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当时的广国投、粤海企业与海南发展银行等资不抵债事件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1997年底,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银行改革列入国家战略重点。

    1998年春,中国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2000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接收了面值达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的巨额不良资产,部分减轻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坏账负担。

    但是,银行改革伊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其中两个最大的阻力一是银行体系历史包袱过重,大规模财务重组不可避免会造成巨大的直接与当期的经济成本,这个成本谁来负担？二是为了控制流量问题,银行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意味着经营不善的国企从此再也得不到信贷补贴支持,有可能增加企业破产与员工失业,从而造成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主要贸易伙伴国坚持把银行业开放作为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之一。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加剧竞争,至少在短期有可能加大银行不稳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承诺银行开放,中国将无法如期入世,银行改革步伐也将太慢,过程太长,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终,中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分步骤的开放银行业,扫除了入世的一个主要路障。

    中国的入世,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与延伸,通过入世协议与条约,把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更加制度化和永久化。

    而且,入世达到了“一石双鸟”之效,即成为国内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通过开放促进深化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市场化改革。

    雄厚外汇储备为大规模财务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入世和银行业开放五年过渡期等于为银行改革设定了期限。这种即将背水一战的压力更加强化了中国加快银行改革的意志与决心。显然,要在短短五年间使一个庞大脆弱的银行体系恢复健康,小打小闹的游击战难以奏效,大规模攻关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大规模财务重组正是中国入世后银行改革的第一场雨。

   入世后二周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破天荒地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票据,对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使这两家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焕然一新,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财务指标顷刻间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在紧接下来的两年——2004-2005期间,汇金公司与人民银行、财政部与社保基金一道先后分别对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进行注资与剥离不良贷款,使交行与工商银行相继摆脱了历史沉重包袱,在财务上变得远为健康。

    在过去几年中,银行体系大规模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与划拨不良资产,累计近3000亿美元之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直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 正是入世后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促使了中国下定决心加快银行改革,而持续的成功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盈余与外资净流入累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急剧膨胀,又为大规模银行改革积聚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与许多银行体系不健全的新生市场国家相比,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优势。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