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体育报纸的今夏寒流

　　2005年的夏天，对于中国体育报纸来说也许是一个寒冬。

　　9月15日，虽然《体坛周报》旗下的《高尔夫大师》杂志创刊，但就在两个星期以前，一直被称为中国大陆体育报纸三足之一的《南方体育》宣布休刊，其旗下杂志《竞赛画报》也在此前因故停刊。在更早的七月，为球迷最早熟知的体育报纸之一、有着17年历史的《球报》也宣布关门。

　　目前，体育报纸正在承受着无序竞争留下的后患，新媒体崛起带来了竞争压力，而不景气的职业体育和尚未成熟的全民体育环境，使他们的生存更加严峻。

　　作为新闻类媒体中最早进入市场的体育类报纸，不论在写作手法、采访方式、经营策略和竞争等方面，都走在其他纸媒之前，它们的经历和教训对于其他纸媒的未来一定会产生影响。

　　关注这批最早吃螃蟹者的成长与得失，不仅为业界其他同仁提供参照，从中，我们也看到中国新闻人的坚持和勇气。因为，远方总有希望在召唤。

　　《南方体育》为什么“倒掉”？

　　从开创至休刊，《南方体育》一直以不同于其他同类报纸的鲜明风格，饱受瞩目和争议。这个诞生于中国体育媒体市场成熟之际的“新生儿”，独辟蹊径，力图在巨大的竞争对手中挣出另一片天空。频频发力却最终后劲不足筋疲力竭，在体育媒体期待下一个辉煌之际，自行终止了长达5年的征途

　　★ 本刊记者/唐磊

　　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社大院的内，《南方体育》编辑部门口的布告栏上贴着“因《南方体育》休刊，到×月×日结束所有员工报销工作”的通知。屋内没有开大灯，原本有百来号人的办公室只剩三四个处理个人事务的工作人员。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南方体育》有着独特的魅力；对于业界来说，《南方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体育新闻本身，但打破了传统的办报模式；对媒体管理者来说，它的经营一直成绩不佳。《南方体育》从诞生、发展直至它猝死般休刊的5年间，这份优缺点同样鲜明的体育类报纸，一直饱受人们的关注、争议和猜疑。

　　一份“与众不同”的体育报纸

　　《南方体育》在2000年3月17日创刊，经历1997年“十强赛”新闻大战后，国内体育报纸在新一轮洗牌后逐渐稳定，强手云集。

　　“我们早就明确了以广告养活（报纸）的思路。我们是第一个提出要抛弃相对低层面的发行利润的体育媒体，以广告和活动等更多种的经营手段来实现媒体的经济价值。”尽管已然休刊，《南方体育》总编龚晓跃还是很骄傲地向本刊总结道，“我们这种做法改变了中国体育媒体的赢利模式。大家认识到了广告才是根本。”

　　龚晓跃、副主编孙朝阳、首席评论员张晓舟等人一直是该报的核心团队。在此之前，这个原来《南方都市报》体育部的班子，已经把《南方都市报》体育版做成了珠三角地区最受欢迎的日报体育版。“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想跟谁竞争，只是想做一份有点意思、我们自己可以看的体育报纸。”龚晓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多读过《南方体育》的人，都觉得它“有意思，好玩”。其实这并不是南体人的初衷。“我们曾经想过作第二种体育报纸，就是你买了《体坛周报》后，还会再买《南方体育》。”《南方体育》副主编孙朝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版式上，《南方体育》运用大量留白和图片，改变了体育媒体黑板报式的板式；在内容上，开始关注培养读者对体育外延的兴趣，及除了三大球三小球外其他的体育项目。在大多数读者眼里，国内业体育媒体枯燥无味，使《南方体育》这种注重表象的特性，被无限放大——当然，这个特点也成为吸引读者最直接的原因。

　　《南方体育》对每名编辑记者的要求是：不要求你是球迷，但你一定要会写字、一定要有感情、有敬畏之心。龚晓跃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同事：“万一有一天《南方体育》撑不下去了，我不希望你们的出路仅仅是到另外一家体育媒体。”

　　在发行最顺利的2001年底，《南方体育》的稳定的发行量是四十多万份，单期最大峰值是一百零几万份。那个时候，《南体》曾做过抽样，80%读者根本不会读其他体育报纸。“这说明我们为这个市场增加了三十多万的消费者。其实对这个行业是一件好事。”龚晓跃对本刊说。“但是老三做好事就不一定是好事。”

　　《南方体育》从创报始，基本放弃提供纯粹体育资讯的定位，不仅没有得到业界同行的认同，在报社内部也有人质疑。“冲突很厉害。”龚晓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最痛心疾首的经历是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没有顶住正在上升中的团队要求提前决战这样一个过激的想法。”2002年世界杯，《南方体育》派了20多名记者去现场采访，拼所谓的资讯，在那时，强势的体育媒体中已开始“包养”（付钱买断）一些采访对象，龚晓跃说，“如果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结成了利益同盟，是很悲哀的。应该要有距离，我们的毛病是离得太远了。”

　　参加这次新闻混战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以卵击石，还让《南方体育》在这一年亏损1000多万。龚晓跃说，“1000万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却用来自杀。”5年来，龚晓跃、孙朝阳等人如自己孩子般与《南方体育》相伴，至今说起它的每一步失误，龚晓跃仍难以释怀。

　　《南方体育》的休刊原因之“文人办报”

　　《南方体育》一出世就被形容为“不是风平浪静”。刚开始在广州受到欢迎的时候，一些传统的体育报纸就有比较明显的商业上的打压，比如，挖人、对发行渠道的压制，这在商业竞争上无可厚非，“甚至我们在一个分印点的胶片还被一个竞争对手拿走了。”龚晓跃告诉本刊，“我当时曾经有机会碰到这方面的前辈，表示过，《南方体育》的出现并不是要抢谁的饭碗，只是希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

　　虽然《南方体育》内部的很多领导都表示人才流失对报纸的影响不大，但5年内出走了50多名骨干，使《南方体育》大伤元气，这也促使《南方体育》建立了一个运转得比较好的人才自我培养体系。

　　这份报纸的所有核心团队都是做记者出身，他们在给读者提供别样文字的同时，也表现出文人办报不可避免的毛病 太迷恋作为传媒的价值观、表现力、版面形式、怎么做一个报道，“作为总编辑过于迷恋这些东西是十分危险的，这分散了自己其他精力，”总编辑龚晓跃总结自己的失误。

　　这个核心团队里谁都没经营的实践经验。虽然提出了“足球宝贝”、“F1论坛”等有创意受欢迎的构思，“但我一直没有为这个媒体找到一支很有执行力的团队。”龚晓跃很无奈也很遗憾地说：“主要还是我没有经验，我知道要做什么事，有一些经营概念，但判断由谁来做时会有偏差。这也是我做《南方体育》 5年来最痛苦的事情。”

　　《南方体育》创刊的第一年只在广东省内做的发行，后来面向全国发行，逐步开设的8个分印点，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运作成本。而《南方体育》在这5年里一直没有正经地做品牌推广，5年来投入的推广经费，甚至不如一个媒体一年的推广经费。

　　同时，广告和发行做得不好也是被认为是《南方体育》休刊的主要原因。在很多地区，《南方体育》都无法冲破当地的保护措施，打开发行渠道。“我不太懂这些方面东西。我只能告诉我的发行总监‘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用合法的手段’。” 龚晓跃承认，这种文人的坚持也许是导致《南方体育》在获取采访对象、经营等诸多方面逐渐落后于人的原因。“无论从这个媒体和我们团队或是个人来说，有些底线是你不想去突破的。”

　　不仅如此，“不爱走动”的龚晓跃领导整个《南方体育》的团队在南方集团内外都被认为是“不通事理”的，这个团队几乎都不擅长打通采访对像、俱乐部，甚至是本集团领导的关系。这不仅让《南方体育》常常远离了体育新闻事件，也疏远了自己的上级领导。

　　2002年世界杯之后，与合作投资方白马集团的“分手”，再使《南方体育》元气大伤，“这导致我们的经营基础全部散失。”龚晓跃说。当年白马集团进入《南体》负责经营，做出让《南方体育》扩为48版的失败决策，回忆那次扩版，龚晓跃说，“那过于激进，虽然和资本方有关系，但也怪我们过于迷恋技术。”

　　《南方体育》的休刊原因之“改革急先锋”

　　不可否认，《南方体育》在品牌建设上为南方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了南方报业的传媒精神。“在非时政新闻的处理上，“新闻娱乐化”的概念，对整个业界都有影响。《南方体育》不但提出了，而且到死都在实践这个。”龚晓跃说。《南方体育》创办之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体育报纸和其他综合性报纸的体育版面。

　　2004年三大赛事结束后，《南方体育》下决心不再停留在同类媒体的消耗性竞争里，走出一条新路。龚晓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规划是做一个“体育生活类”媒体，倡导一种优雅时尚的生活、消费方式，“它应该跟正在起步并混乱地发展的中国体育产业发生密切关系，而不是脱离它。”

　　2005年3月，《南方体育》又一次改版，也是它最后最彻底的一次改版，报纸被扩成72版，改成周刊，一份3元。这一决定得到了集团领导的充分肯定。

　　6月，《南方体育》招进新人。

　　8月，《南方体育》休刊。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动手太晚，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奥运会结束后。改版之后，虽然发行掉得比较厉害，但广告比去年同期增长十几个百分点，有些从来不上体育报纸的广告出现了。但增长量我不满意，集团也不满意”，龚晓跃很遗憾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希望酝酿充分些再做，但就错过了时机。”这次停刊对《南方体育》所有人而言也是始料不及的。

　　很多人业内人士认为，《南方体育》这样一份报纸只可能出现在南方报业的环境里面，不具备所谓范本意义。一个刚刚做出调整的产品，还没有发挥能量就被停止，用龚晓跃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对体育媒体已心如止水。据记者从南方集团内部了解到，直到休刊时，《南方体育》共亏损3000万元人民币。

　　2002年世界杯以后，市场的萎缩，综合性日报对体育新闻的重视，互联网的兴起，专业体育报纸竞争加剧；加之5年间自己的频繁改版，定位摇摆，这个市场已无法奢侈地容忍这份极具个性的报纸再做新的尝试。

　　当报纸登出了要休刊的消息以后，上海的一位商人 《南方体育》的忠实读者，曾打电话到编辑部表示：愿意为《南方体育》注资3000万元，让这份自己喜欢的报纸继续生存下去。国内外已有多家资本业表示对这个已有5年品牌感兴趣。

　　《球报》：谢幕在市场成熟时

　　作为媒体市场化的先行者，17年来，《球报》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辉煌，也经历了紧随而至的幸福与彷徨，几经挣扎最终无奈谢幕。

　　回顾《球报》的历程，如回看中国体育媒体市场化实践中，从模糊懵懂到逐渐成熟的成长裂变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在业界人眼里，《球报》是个草莽英雄。从1988年创刊，到今年8月1日绝响，这个曾经的北方第一大体育报纸，开创了中国体育新闻报道的“激情流”，独创体育故事说的报道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美文风格。

　　品尝了市场初期的辉煌之后，却倒在体育媒体市场成熟之时。

　　浪漫美文使《球报》独树一帜

　　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拥有全国最好的足球队之一 辽宁队，且单沈阳就号称有20万球迷，那时沈阳这个北方工业重镇经济一片繁荣。这时，《球报》横空出世。创办者徐霄扬，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不到30岁的球迷。

　　当时的《球报》叫《美报-球刊》，是《辽宁日报》下属的一份生活娱乐类的周报，“球刊”作为副刊每周一期，四开四版，定价一毛五分。1988年一出世便发行3000份。当时记者只有徐霄扬一人，所有版面文字均由他或朋友写就。徐霄扬因此成名，沈阳很多企业家都以能和徐霄扬吃顿饭为荣，从他那了解到很多辽宁队的掌故和内幕。

　　1993年元月2日，《美报》正式更名为《球报》。从那时起，《球报》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关东美学”风格。简言之就是率真、饱含激情、有传奇色彩，同时也很粗砾。它由新加盟的两名记者张锦桥、浦家齐确立。

　　因为地处北疆，同时受体制所缚，《球报》一向不以快捷的消息报道为长。因此它采用浓渲重染的笔法来写人物、写赛场，以整版的比赛侧记、人物通讯取胜。“桥哥故事说”新闻笔法就由此而来。

　　“桥哥”是球迷和体育报道圈内人对张锦桥的称谓。当年的“桥哥”24岁，原在辽宁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作编剧，1992年加盟“球刊”。他是性情中人，生平最推崇金庸，每一本金庸小说他都读过十遍以上。张锦桥的文章，很少专业技术方面的剖析内容，多从人文、情感角度来写球员、教练，武侠的风格写赛场，他写带球过人不是左扣右晃形成单刀，而是“脚踩莲花连过数人”。

　　而与张同时进入《球报》的浦家齐文风更为激进，擅长言锋犀利的批评性报道。与张的文学情结不同，毕业于辽宁大学新闻专业的浦家齐是个历史爱好者，其文字常现古风的硬朗。

　　《球报》这种长篇、极富故事性、文学化的描写和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当时球迷中很受欢迎，尤其是北方读者。浦家齐、张锦桥这两名初入体育报道的年轻记者也成为奠定《球报》风格的双子星座。两人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把他们喜欢的金庸、余秋雨、李白、《史记》嫁接到他们的文章中去。

　　沈阳一个报亭老板回忆，那时，大多数报贩都不要“江湖老大”《足球》，顶多也只有两三份，而抢着要《球报》，一些报贩甚至直接到《辽宁日报》社门口去等出报。

　　体制扼杀了《球报》

　　1994年，徐霄扬离开《球报》。之后两年，《球报》固守辽宁市场，发展势头平缓，但发行量仍然不断增长，1996年底达到20万份。《球报》的赢利遮掩了报社内部危险的管理隐患。而且这个隐患最终导致了《球报》的终结。按照《球报》最后一任副总编浦家齐的说法：《球报》生来就是一个怪胎，是体制扼杀了它。

　　徐走之后，主政《球报》的是原《辽宁日报》体育部主任吉明刚。上任后，他将《球报》和日报的体育部合并，第一次大批招人。用浦家齐的说法，“《球报》开始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

　　招人、培训、扩版、极富诱惑力的奖励机制，种种变化让球报看起来来势汹汹。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1997年那段时间，《球报》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冲击中国第一！

　　这个冲击在1997年夏季十强赛达到顶峰。对那年的十强赛，还未拔头筹的《体坛周报》和时为大佬的《足球》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球报》由吉明刚带队，采编人员全线前移，把《球报》故事说的风格发挥到极至，破天荒地采用“新闻报道剧”方式对金州十强赛进行全程报导。在新闻内容并不丰富的情况下连出两个月的特刊，这在当时报界独一无二。

　　十强赛使《球报》的发行一度高飙到80万份，平时也稳定在40万份左右。在吉时期，《球报》确实是向一个全国性的报纸努力的，与原来龟缩于北方一隅不同，《球报》开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发行点。

　　那时《球报》很辉煌，甚至在一段时期里，《球报》员工工资都以周薪形式发放，一些采编人员的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1998年，《球报》改为一周两刊，并扩至24版，同时提价至1.8元，成为当时全国最厚最贵的体育报纸。

　　颠峰时期的《球报》对地方队的偏爱，此时成了它向全国扩张的阻碍。而1998年的大扩版更是一剂催其衰弱的泻药，一方面体现在市场占领不成，已有的发行份额并不稳固，而扩版后的发行成本却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扩版后《球报》内容质量的明显下降。

　　2000年郝红军进入《球报》任副主编，曾下大力气力图摆脱原来“关东美文”的风格，走类似于《体坛周报》信息纸的路子，但这一思路并没有贯彻始终，还出现了风格混乱。这使《球报》不但丢失了原来喜欢读“美文”的老球迷，也无法吸引喜欢专业报道的大学生球迷。读者群慢慢丧失。

　　1998年，“湘军”《体坛周报》后来居上，超过《足球》、《球报》成为中国第一大体育报。完全不同于文学化的《球报》，《体坛》相对客观冷静的报道手法、快捷而海量的资讯，更符合现在人们的阅读口味。

　　《球报》失去了所有让读者再看的理由。

　　市场环境中并不“市场”的管理

　　始终，《球报》管理者都没有调整自己从副刊到大报角色的转变，草创时期管理机制不成熟埋下的隐患开始肆虐。在《球报》整个运营过程中，财务的管理始终混乱。当时《球报》名义上财务是独立核算，但与日报的关系其实很复杂，同时《球报》的利润上缴也扑朔迷离。

　　很多人在网上评论《球报》的“死掉”是因为后继领导的举措不得利，导致市场萎缩和人才流失。其实给它致命一击的仍然是卧伏已久的体制束缚。

　　有沈阳媒体圈内人士认为，《球报》的衰弱源于上级单位的派系之争，导致《球报》的混乱。不管是否正确，事实上，《球报》的17年间，五换总编，且每任总编的行事方法，办报理念、目的都不相同。（与此对应的是《体坛周报》，自从1988年以来，瞿优远作为负责人一直到今天。）

　　《球报》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控。最后一任副主编浦家齐告诉记者，即便在最后时刻，《球报》也不是办不下去。在2004年中国足球劫难频生之后，《球报》经过减版、收缩发行市场、裁员等一系列措施，已经稳定下来。他说，以现在规模的《球报》来说，一年的经营费用不超过100万，而在2004年，不算实物的部分，《球报》的广告进项还有200余万。浦认为，《球报》要想撑到2008年新一轮体育热到来之前没有问题。

　　辽报集团给出的《球报》谢幕的正式说法是“暂时休刊”。现在用《球报》刊号的是一份叫《生活导报》的新报纸，内容类似于以前的《美报》，据悉是辽报集团一位领导引来巨资力主创办的。

　　8月1日，《球报》最后一期上市，一个沈阳老球迷拿着球报终刊哇哇大哭。这个老人半身不遂多年，即便这样，每逢《球报》上市，他都在老伴的搀扶下去出来买报纸，买了17年。

　　体育报纸的新生

　　经历了惨烈的争斗、新一轮的重新洗牌后，在网络、综合性报纸、电视的多重夹击下，日趋成熟的专业体育报纸开始考虑他们新的出路

　　★ 本刊记者/唐磊

　　这几年来，体育媒体市场逐渐成熟，大家期待2008奥运带来新一轮市场高潮，恰在此时，短短两个月内，曾经在不同时期南北市场各占据特殊地位的两家体育类报纸相继离开。目前专业体育报纸的生存环境和出路何在？

　　自食“非理性竞争”的恶果

　　当然2005年夏天的这场体育报纸的寒流，不单是大环境、综合类报纸、网络造成的，“我们看到了市场萎缩的危机感。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危机。”《足球》总编辑刘晓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正根本的理由，是我们一直都高烧发热，不是去理性地开发资源。过度竞争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过度开发。体育报纸间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竞争。”

　　如今体育报纸中相互用高额转会费挖人，花钱“包养”采访对象等做法，成为各体育媒体“非理性竞争”的主要手段。

　　“这期间《体坛周报》做的很多事情都引起了争论，包括挖记者、锁定采访对象。其实在是在一些特殊的阶段发生的。既然发生了就没有什么不正常。”《体坛周报》社社长瞿优远这般解释《体坛周报》在竞争中的做法，“那是必须赢的战争，只要不犯法，不违反新闻规律。这些手段就无可非议。”

　　从良性竞争的角度看，“挖人”促进了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和对采编人才的重视。这种在国外很普遍，还处在传统的竞争氛围里的中国媒体感到不适。刘晓新对本刊表示了相同的观点：“对市场的追求，就是恶性竞争的表现，但是正常的。”

　　这些“超前”的手法引起公众对体育报纸负面的看法：不择手段，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但不可否认，面对市场，体育报纸走在了综合性报纸前列，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爆发期催长导致“发育不良”

　　1979年底《足球》创刊，成为中国第一批专业的体育报纸，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体坛周报》、《球迷报》等一些体育报纸相继诞生。

　　1993年足球联赛职业化改革，举国体制下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屡获佳绩，公众对体育资讯的需求急剧上升，当时综合性报纸对体育的报道版面很小，常常只占1/4版、半版，对赛事的电视转播也较少，更没有网络，体育报纸诞生恰逢其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视转播，我们给在科威特现场看球的援外中国石油工人打电话，让他描述比赛，记者写成战报。就是这样的报道，也造成了轰动。”刘晓新说。

　　在足球职业联赛创办初期，火爆的球市直接拉动了体育报纸的市场，当时体育报纸的发展可以用“持续膨胀”来形容。

　　1997年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的新闻大战后，体育报纸进行了第一次洗牌，但对报纸本身的生存影响不大，一批体育记者和编辑开始冒头，他们很多也成为日后各家挖角的对象。“发展得最快的时候是97年十强赛到2001年。那时候甲A也很火，综合性报纸也还没有醒悟过来。当时广州的报摊上最多的时候有15份体育报纸，都卖得很火。”前《足球》常务副主编、现广州日报社社长助理谢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进来一家火一家。相互竞争不激烈，因为生存环境实在太好了，哪怕是基本都不用出差的报纸，一年都能捣鼓出一两百万的利润。”

　　到了2000年，有些体育报纸感觉生存不再容易，主流战场上的竞争仍然很激烈。随着中国男足首次冲出亚洲挺进2002年世界杯，体育报纸一次最大规模的洗牌出现了，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很多报纸被远远甩掉。“在2001年10强赛（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大家以为又一个黄金期到来了，都选择了一个盲目的扩张战略。现在看来总体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体坛周报》评论员周文渊告诉本刊，“现在看来，2001年10强赛是一个（体育报道的）巅峰。”

　　2002年世界杯以后，公众对足球的兴趣降到了冰点。很多喜欢国际足球的球迷还被分化到了足彩中。各体育报纸从第一轮竞争高潮中逐渐冷静下来。

　　新媒体下的生存困境

　　2004年是体育大年，亚洲杯、欧洲杯、奥运会聚集，在这个被很多专业体育报纸寄予厚望的年份里，综合性报纸和网络开始发力，体育报纸遭遇市场化以来最大的冲击。同样，综合类报纸拿出了和体育报纸同等的版面报道赛事，相近的售价，体育报纸需用尽自己200%力气与其竞争。

　　如果说综合类报纸一开始的体育报道还比较粗糙的话，随着竞争的加剧，它们的质量也在迅速地提高，这给体育报纸带来更大的竞争威胁。除非能不断做出比综合类报纸更有轰动性、有内幕、有深度的题材，否则内容就难吸引人。

　　而网络的出现则使传播手段和受众的接收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每周一、周三、周五，《体坛周报》、《足球》等报纸出刊时，网络的体育频道会从这两份报纸中各拿100条稿子，再加上其他的媒体的，一共会取走1000条左右的稿子上网。这种海量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已经满足的读者对体育资讯的需求。

　　体育报纸想通过网络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把信息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网络（这种经营手段在外国不存在），而自己传播资讯的渠道不得不过早地被牺牲了，传播手段的变化对报纸必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体育报纸如今已成为了排在电视转播、网络新闻、综合性日报体育版之后的第四体育传播媒体。《篮球先锋报》主编苏群就曾发出“禁网”的号召。而体育报纸更应考虑如何在和网络的共存双赢中，保存自己。

　　体育报纸的新赢利点

　　其实专业体育报纸在经历1997年和2002年两次大洗牌之后，真正能够称得上大家的只剩下《体坛周报》和《足球》，《南方体育》更多地被认为一种新兴势力在2000年闯入。《体坛周报》和《足球》间的竞争也产生了一个“螺旋桨效应”，新进来的就会被不由自主地带着走。这种情况下，这两家媒体的经营思路基本代表了目前国内专业体育媒体未来之路。

　　作为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系列报中，长期处于赢利的《足球》已有25年历史，在职业联赛最火的时候，《足球》一直保持一百多万的发行量，刘晓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了在2008年奥运会上占据一席之地，《足球》从去年开始加入了对综合体育报道的版块，并投资出版了目前国内发行量最大的《篮球先锋报》。

　　而对于在近年来在业内独大的《体坛周报》来说，更多的在为2008年以后的市场做准备。

　　“《体坛周报》是目前惟一挣钱的体育报纸。去年我们非常好，是历年的最高峰。其他体育报纸的广告量之和可能没有我们的1/5。”瞿优远毫不掩饰自己对《体坛周报》经营状况的满意，“虽然在领先，我们的危机感比其他（媒体）要严重，我们一直在孤独前进。”

　　下一步，《体坛周报》已把计划转向报纸以外更广的媒体经营领域。除了将和中央电视台组建央视体坛传媒公司，总投资1亿人民币，筹建高尔夫收费频道，同时还将成立高科技部门作技术开发，为买进英超、德甲的3G传送业务做准备。

　　面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被很多圈外人士认为是体育报纸复苏的契机，但业内人士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体育报纸把希望寄托在大赛上是不明智的，经验证明往往大赛是体育报纸的灾难。体育报纸的经营往往需要更加长期的运作。而只有国家大幅增加对全民体育和职业体育的投入，使中国体育全面市场化之后，对于体育媒体的机会才可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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