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企业家心中“民企春天”长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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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电影导演贾樟柯近日发布微博称“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这引发了热烈讨论。而民营企业家被认为是移民的一个最重要群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曾经让一批人富起来，使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跻身为社会精英阶层。如今却成为最缺乏安全感的一个群体。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期盼什么？在近期，包括秋风、江平、李纯途等在内的大佬发表相关看法，关于官员企业家如何不"人财两空"、如何"明哲保身"的讨论异常热烈，颇值得寻味。

     本文梳理三中全会前各方对企业家阶层的讨论。让我们来发现：企业家期盼的下一个民企春天是怎样的？

     1、李纯途：豁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从监狱中归来的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纯途撰文描绘了他心目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民企春天的故事。

     作为民营企业家，我希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再描绘一个春天的故事，我期待习总书记把民营企业画一个圈。

     我期待党和国家可以为企业家群体立法保护，防止地方官员乱抓乱捕。

     我期待能豁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让他们关注光彩事业，戴罪立功。

     我期待专门对付民企的某些法律来一个公平的调整，取消悬在民企头上的利剑。

     国家强大就是政治，人民富裕就是法律。当今世界，谁有实力谁说话，以美国为首，践踏人类规则。

     我期待至少二十年不大抓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栋梁，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象征，让他们带领中国企业大批地、大踏步地、没有后顾之忧地跨入世界500强。美利坚合众国两百多年来，企业家永远是最可爱的人，永远红旗不倒。

     如果给企业家们二十年时间，那时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一定是世界之最。

     我期待，党和国家要着力保护民族品牌，发展民族工业，保护自己培养的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我们要反对盲目引进外资，谨防已潜入中国的经济刺客，对我们的企业与企业家大开杀戒。

     我期待继续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会主义道路。

     我期待旗帜鲜明地按中国自己的模式前进，不断完善自己。

     我期待中央党校开办民营企业的培训班，让已占半壁江山的优秀民营企业家走进政治舞台，允许有政治身份，允许参政议政，允许表达诉求，允许参与经济决策。

     我呼吁，从国务院开始设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担任的专职副总理，部、省、市、县各留一个副职，让企业家协助管理党国经济大事。

     我期待延续一个春天的故事，让我们美丽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我请求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去世后可以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因为我们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已准备好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我们的生命，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及全部的精力。

     (李纯途：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届EMBA。)

     2、秋风：企业家进入公共领域要“明哲保身”

     著名学者秋风想告诉企业家群体，要重新理解、认识被毛泽东批判反对的自由主义“三宗罪”——明哲保身。其实这古老智慧，若善用之，可以让企业家为中国的成功转型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

     以下是秋风的撰文：

     中国企业家群体很纠结，向来如此，近来尤甚。

     企业家的本职是经营企业，然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难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你不找政治，政治可能找上你。比如曾成杰，地方政府要发展本地经济，鼓励企业家融资，曾成杰积极地为政府分忧解难。突然，政策变了，于是，曾经的政府座上宾，成了非法集资罪的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的逆转是如何发生的，无人知晓。而当死刑核准，曾成杰竟未能与家人见上最后一面，即被执行死刑。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同样无人知晓。企业家被迫或者半推半就地卷入这变幻莫测的政治波涛之中，可能被推上浪尖，但也可能被吞噬，充满风险。

    近些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企业家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意。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精力和财富，让同胞生活得更好一些，因此而有慈善公益事业之大爆发。更有一些企业家希望生活在一个更为确定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通过论坛聚集声音，在网络上鼓呼而成为大V，甚至还有更积极的行动。凡此种种，标志着中国企业家公共意识之自觉。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总结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之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产阶级之兴起，其中，企业家群体为其中之精英。20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只有一个精英群体：党政官员。今天与那个时代的最大区别就是精英多元化：在党政精英之外，出现了企业家、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两个精英群体。企业家群体又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

     企业家群体公共意识之自觉略晚于知识分子群体。与知识分子不同，企业家有锅碗瓢盆等家当，不能不谨慎从事。然而，企业家群体终有公共意识之自觉矣。这一点意义重大，企业家将确保中国大转型之收官阶段，有一个较好的预后：恰恰因为有家当，所以，比起只耍笔杆子、嘴皮子的知识分子群体，企业家群体更为成熟、审慎。

     但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有必要重温一个古老的智慧：明哲保身。当企业家进入公共领域，尤其是当此领域不乏风险之时，既明且哲是至关重要的。“明”是明于理，弄清自己应当干什么。不明，就找不到方向；“哲”则涉及顺理而行的艺术，在具体场景中确定怎么干才最合理。不哲，则难免胡来，难免招来无妄之灾。

     （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4、江平：企业家不被“人财两空”

    在日前的“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研讨会”上，对于当前民营企业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江平重点强调了两点：首先，我们对待民营企业和对待国有企业应该放在同等地位、平等对待；二，在解决民营企业家的权利保护的时候，首先的问题是他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怎么能够被保障，不被枉加侵犯，这是最重要的。

     以下为江平先生的演讲节选：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对于涉及到国有企业高管的贿赂的问题里面不断的会出现对于私营企业家的追究，这两个就紧密联系起来了。因为国有企业高管的受贿严格说来，或者很大的方面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可能的一些贿赂，所以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对于解决这个案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对待民营企业和对待国有企业应该放在同等地位、平等对待，不仅是投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够只对民营企业有更高的要求、更严格的规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方面当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办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里面涉及到了对民营企业人身权和财产权怎么保护的问题，因为重庆“打黑”事件以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不断议论的，重庆的“打黑”大家知道的是处理了很大一部分的民营企业，导致私营企业是身败名裂，所以大家都在议论这个问题，我们在解决民营企业家的权利保护的时候，首先的问题是他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怎么能够被保障，不被枉加侵犯，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产权，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一旦被抓起来或者被刑事控告，他的财产就岌岌可危了。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的不够，后来报上出现了一些舆论，就是不能够让犯罪的人财产上获得利益。要让他家破人亡，要把他的财产都没收。这样的呼吁有道理，如果真的犯罪的话，他的财产不能够逃之夭夭，获得利益，那当然不可以。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潮，就造成了一种只要你被控告犯罪，你的财产权就会被没收、被冻结。

    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没收的是他的股权，并不应该直接没收那个公司，从法律上来说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有公司的人格，财产是属于公司的，而我们现在包括重庆很多的地方在内，一旦企业家出了事，他那个企业就完蛋了，企业也变成没人经营了。有些情况下，这个公司企业家最后没有多少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再去看他的财产也已经不知道哪去了，因为已经转了许多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企业来接管这些财产，接管的这些财产你没罪了以后，我再把财产要回来那就很难了。我们这样的制度实际上等于把企业家抓起来，就等于宣告他财产的丧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总之来说，我们在处理民营企业家所谓刑事问题方面，一个是保护他的人身权，一个是保护他合法的财产权，这个前提是应该肯定的。我当然不是指任何情况都保护他的人身财产和财产，而是指只能够在他犯罪的这个范围内来惩罚他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

     （江平：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5、谢祖墀：给企业家安全感 理清政企关系

     著名战略管理顾问谢祖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谈企业家的安全感：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经典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有多个层次。从最基础的饮食男女的生理需要，到爱与自由的自我实现，而安全感居于其间，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层次的需求。对于物质上较为富足，常被企业家精神召唤进而追求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中国企业家阶层来说，安全感可能意味着睡得着觉，吃得香饭，意味着不惦记移民，更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信心，对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有信心。

      那么这安全感是什么？我在美国开车，不会担心有人忽然从马路窜出来；我去医院不会担心排在我后面的人因为和医生相识就可以优先得到就诊；我经营一家公司不会担心政府朝令夕改、卸磨杀驴。我想这就是安全感：由包括政府、企业、机构和社会个体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的一种社会机制，它以法律为准绳，以信用为媒介，以道德为范式。一个具有安全感的社会，人们是不会在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只靴子落地之后，还要等第三只甚至第四只靴子。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摸着石头过河说了几十年，政企关系还远未厘清，政出多门，行政之手的直接干预在经济实践中广泛存在，与民争利也屡见不鲜。大的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明确，但多有玻璃门，保护国企本身的结构定位优势的同时，也保护了部分游走于灰色黑色的寻租交易和中饱私囊。指导经济活动的法律理念滞后，行政命令过多，相关部门林立，实际操作灵活度又高，这种种因素叠加，让很多情况下，企业家感觉自己像是政府部门手中的行货。特别是在一些注入民间金融这类法律规定模糊、经济实践又长期默许的地带，企业家接连东窗事发让整个企业家群体兔死狐悲。

     那么如何重建企业家的安全感？首先是明晰政企关系，通过政企分离，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地位；通过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还要督促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明确行政管理的边界。其次是尽快完善法律制度和执法环境。这个完善指的不是法律文本，中国的法律早已文本浩瀚，但是用来指导当下的经济实践，有的理念陈旧难以接轨，有的过于含糊多为具文，有的相互抵触无所适从，这样的法律环境人为地造成了大量灰色地带和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在“企业家原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这样的法律环境很容易造成人人自危。因此需要从法律理念、制度建设再到执法规范上，系统性地思考和调整，以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要来了，20年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已释放殆尽，如今发展降速，经济结构也面临升级，迫切需要全社会再一次取得共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都是积极的信号，让企业家朋友们对这次全会充满期待，我想这样的期待中也包含了企业家群体对于安全感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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